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0/21页）

皇帝们认为，和汉人比起来满族人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务实”“不务虚名”，虽然读书不多，但立言起行，实际操作能力强。汉人中的一些人则读死书，死读书，“凡事不务实为要，专尚虚名”。

康熙皇帝评价说：“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他对道学家尤其厌恶，在私下里和大臣们说：“那些讲道学之人，在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雍正皇帝也说，有些举人进士出身的汉官只能“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讲假道学，不能务实政。

乾隆皇帝是满清开国以来汉化程度最深的帝王。他一方面沉浸在汉文化中，尽情地享受汉文化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对汉人的“务虚”“无用”却深为鄙视。他说满族人一旦脱剑学书以为风雅，则会像汉人一样“相率入于无用”，所以他“常恐（满人）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他勉励满族人保持“不务虚名”的传统，“勿忘根本，习彼伪习”：“满洲本性淳朴，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亦不过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行辈同年往来者，殊属恶习。”

这些盛气凌人的满族统治者当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原王朝千余年人才观念和人才选拔机制积累的弊端。

满汉差别的第三点，他们认为是满族人凝聚力强，汉族人凝聚力差。由于淳朴的民风以及奴隶制的遗存，“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所以纪律严明，政令畅通。满族人对上级命令不懂得打折扣，上阵但知向前冲杀。他们也会有内争，不过打过就算，不记旧账，不像汉人那样，表面言欢，脚下使绊。因此，满洲人的团结协作能力远远胜于汉人。

汉人的朋党之风是最令进关后的满族皇帝吃惊的政治风景。

朋党政治起源于中原政治的山头主义传统。加入某个山头，紧跟某个人，是在官场上混的必由之路。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二者致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党是在台面上进行，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争辩较量。中国的朋党之争则是在台面下进行，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政治囊括了中国人在恶性竞争中养成的全部恶习：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心的约束。

朋党之政的特点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从师生、同年的利益出发，对敌则怀私报复，对友则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至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朋党之风亡了大明，可是在异族的统治下，汉人还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时简直就是“为斗而斗”，一日不听点小道消息，不说几句别人的坏话，则茶饭不香。

满族皇帝们对汉人热衷于党争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康熙皇帝曾感叹汉人党争时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1691年11月，康熙皇帝绘声绘色地论及汉人相互倾轧的情态时说：“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者，党同伐异，牵连报复。或者自己的仇人，而反嘱他人代为参奏，自己在背后做主使。或者意所欲言，却不直指其事（而是以他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言语之中，深恶痛绝之意毕现。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把朋党政治列为前朝留下的头号政治恶疾，生怕这种政治癌症涣散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五）

作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既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既吸取，又拒绝。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缺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