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备忘录》（第11/14页）

当然，俾斯麦主政时期例外。任何假设，如果认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不清楚自己政策的目标，必定荒谬绝伦。那么，如果要建立合理的假设，就必须为俾斯麦1884年以后对英格兰的举措提出合理的解释。1890年俾斯麦倒台后，德国持续不断地敌视英国，应该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观念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实际上却可能相当合理。

俾斯麦患有谢夫瓦洛夫伯爵（Count Schuvaloff）所谓的“联盟恐惧症”（le cauchemar des coalitions）。无疑，他特别害怕敌视德国的法俄联盟。他要求英格兰加入三国同盟，作为对抗这种危险的特定措施；或者，至少要迫使英格兰分别跟法兰西和俄罗斯冲突。这样，英格兰不可避免会站在德国一方。他知道，英格兰厌恶卷入联盟，不愿意明确宣布坚定主张国家权利的政策，因此，法兰西和俄罗斯必定对它慎重以待。但俾斯麦同样非常不了解英国大臣抵抗坚定压力的能力，他显然相信：他能迫使英国在德国和孑然孤立之间作出选择。德国殖民地热议，给他提供了一个开端。这时，他最有可能决定，把纠纷带回英格兰，因为英国在外交事务上温顺而缺乏果断，没有形成一种政策。英国如果走上明确的路线，保障德国的亲善，应该是最明智的，至少不是最不受欢迎的。英德联盟能够避免国际纠纷，保障安全；而拒绝英德合作，可能引起不光荣的冲突，还会面临这样的前景——德国为了损害英国利益的特殊目的，跟法俄站在一起。

俾斯麦自己承认，1886年以前，他处理德国小邦的问题，采用了极其类似的政策。因此，这种解释相当有说服力。当时，普鲁士故意恃强凌弱，跟所有德国小邦不和，它坚定地期望：各邦为了和平和安宁，会追随普鲁士，而非奥地利的领导。1866年战争爆发时，俾斯麦意识到，除了几块实际上已经被普鲁士王国四面包围的领地，德国各小邦全都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此类似，他在毕生事业行将结束时，必定意识到，虽然有几处捉摸不定的成功迹象，但胁迫英格兰亲善的政策已经失败。然而，到那时，胁迫和冒犯英格兰几乎成了柏林外交部和俾斯麦继承人的传统。其他的证据显示：俾斯麦的继承人几乎没有继承他的政治能力和专一目标，似乎把习惯本身当成了一种政策，而非为实现最终目标而精心计算的外交手段。这位重臣迫使英国接受的要求本身并不讨厌，只是提出要求的方式惹人生厌。俾斯麦对待英国的方式多多少少像理查德三世对待安妮夫人。[7] 俾斯麦的继承人显然认为照搬他的方式本身就是目标——咆哮威胁、纠缠不休，向英格兰勒索有价值的让步。俾斯麦的经验已经向他们证明：这种说服方式经得起考验，且没有激起长期仇恨的风险。

如果仅仅通过类比和图解的方式，不考虑字面意义上的确切，并允许无礼的措辞，那么1890年以来，德国对英国的做法并非不像职业勒索犯。它的手段是威胁受害者：如果拒绝，就会发生某些含混而可怕的后果；受害者如果让步，勒索者就会凭借恶意而发财。但长期一致的经验证明：受害者可以保证暂时的安宁，但为时不久，友好的克制肯定会引起更多的骚扰和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开始就坚定地拒绝勒索，果断地面对一切不愉快的风险，则通常能毁掉勒索者的生意，胜过没完没了的让步。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断，双方的关系更有可能不断恶化。

如果人们可以运用这种或许不是非常恭维的方式，解释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情况就是：德国政府不断用侵略性的恶意对待英格兰，最终导致了几乎永久性的摩擦。德国和其他各邦的关系不和谐，部分由于德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它们，部分由于德国的做法暗示它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明智的德国政治家应该认识到任何世界政策的限度，不能作茧自缚地挑起所有敌对国家形成敌对的武装联盟。他也应该认识到泛日耳曼主义的大厦，及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奥地利德语各省、亚得里亚海的周边堡垒只有在欧洲自由的废墟上才能建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德国的海上霸权和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即使大英帝国消失，最强的陆上军事力量和最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集中于同一个国家，本身就会迫使全世界联合起来驱逐这个梦魇。德国在南美洲获得适宜的殖民地，跟合众国政治信仰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不能相容。并且，在小亚细亚建立德属印度，最终必定妨碍或破坏德国统治海洋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及位于德国目前东南边界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各国。每一个宏伟计划似乎都不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而德国似乎同时推行所有的计划，因此甘愿在全世界处处碰壁，引起挑战。但这有助于证明：德国的做法多么不合逻辑，多么缺乏协调规划，残酷的目标隐藏在鲁莽的冲动后面，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不顾其他民族感受的鲁莽行动。这些就是德国最近政策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