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乘风破浪（一六九七～一七○二年）（第5/12页）

在蒂奇的青春岁月，布里斯托尔依旧是从英格兰到美洲的主要门户。[46]十六与十七世纪时，当地商人率先探索了纽芬兰与缅因湾（Gulf of Maine）渔场。在十八世纪一开始，美洲贸易几乎充斥在布里斯托尔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座两万人的小城市，四周依旧围着中古世纪的城墙，但闹市区现在围绕着石造码头，码头上绑着大量远洋船只。在商店与仓库里，美洲货物满到塞不下。城内工匠因为提供商人织布、烟熏食物与制造品而富裕起来。这些产品大多直接运回美洲，但有些则被放上船送往非洲，当地酋长很乐意用奴隶来交换。接着，船舰把奴隶送往巴巴多斯与牙买加，船长用他们交换糖，然后糖会被带回布里斯托尔，完成三角贸易。美洲的痕迹到处都是：从波士顿与纽约来这里的商人、衣着华丽的巴巴多斯与牙买加蔗糖农场主，以及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的乡绅。在哥特式的圣玛丽红崖水手教堂（St.Mary Redcliffe），有一整间美洲式礼拜堂，里头装饰着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捐赠的鲸鱼肋骨。这位探险家曾在一四九七年“发现”北美。美洲似乎是发财致富的地方，而蒂奇发现当水手是办不到这件事的。

比地狱还惨的水手生活

在英格兰的阶层制度中，水手甚至比农场劳工的地位还低。历史学家戴维·奥格（David Ogg）形容他们的处境“和罪犯几乎没什么不同”。[47]在十八世纪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笔下，他们的命运与囚犯十分相似，只是还多了溺死的可能性。[48]

水手的工作充满高度风险，他们搬动沉重货物时，会得“爆炸的腹部”（疝气）。货物放在有时会滚出来的大小桶里，害得他们断指或是压断四肢。[49]船只行驶时，必须定期调整各式各样的船帆，调整方式是在甲板上用绳子拉，或是爬上高耸的船桅。一七○三年前后，水手巴洛有着这样的回忆：“我们常睡不到半小时就被叫醒，半梦半醒之间，被迫跑到主桅平台（maintop）或前桅平台（foretop）拉住我们的上桅帆（topsail），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则没有。”“风雨交加时，船只晃荡起伏，就好像巨大的磨石在山坡滚上滚下，我们（必须）……用力拖拉，抓紧船帆，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上方的天空和下方的海，大海波涛汹涌，似乎每一股波浪都能让我们葬身海底。”[50]有的人落海丧命，有的人被汹涌的海浪冲下甲板，有的人则被倒下的索具压垮。[51]

水手穿着羊毛衣抗寒，戴着皮帽与沾过焦油的外套抵挡浪花和风雨。即使如此，他们常常得在冬季气候下连续好几天穿着湿透的衣服，并因此染上疾病，甚至死亡。[52]在热带时，他们上身赤裸，被严重晒伤。一六八七年到牙买加的汉斯·斯隆医师（Dr.Hans Sloane）报告称“援助”号（HMS Assistance）整船的人全身红透，“身上长出小疹子、脓疮与水泡”。[53]

甲板下也不是太舒服。商船海员们挤在船头的共享舱房，那里是船只晃动最厉害的地方。众人在黑暗与通风不良的空间里，睡在一排排挤在一起的吊床上，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舱底污水气味，以及没洗澡的身体气味。船上到处都是虱子、老鼠、蟑螂，散布着斑疹伤寒、伤寒与瘟疫等各种疾病。[54]一七五○年横越大西洋的戈特利布·米特尔贝格（Gottlieb Mittelberger）描述船舱是一个充满“恶臭、怨气、恐惧、呕吐、多种海上疾病、热病、痢疾、头痛、热气、肺痨、皮肤肿块、坏血病、癌症、口腔溃烂的地方，这些全都源自过度腌制的不新鲜食物与肉类，以及恶臭腐败的饮水，许多人都痛苦地死去”。[55]

水手吃的食物，摆明了就是会让人生病。腌过的牛肉与猪肉是水手的主食，从桶子里拿出来时，最好的状态是又干又硬，最糟的时候是已经腐败、长满蛆了。水手在吃“发霉发臭”的船上饼干时会闭上眼睛，以免看到万头攒动的蛆与象鼻虫。在海上待了几周后，淡水会变绿，并发出难闻的气味，引发致命的痢疾与血痢。水手不喝水，改喝大量的酒，皇家海军一天配给每个人半品脱的朗姆酒与半加仑啤酒，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时候，船员都处于醉醺醺的状态。[56]

这类食物糟归糟，但总比没有好，这是许多船员痛苦的发现。特别是试图增加获利的贪婪商船船主会经常储备不足量的食物，而当航程因暴风雨或逆风而延长时，船员不得不忍受饥饿或被饿死。[57]载着贫穷移民或非洲奴隶到美洲的船只，特别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况。在客船上，人们大批饿死。“凯瑟琳”号（Katharine）在一七二九年时，从伦敦德里（Londonderry）预备前往波士顿，船上载着一百二十三名船员与乘客，但六个月后，在爱尔兰西部跌跌撞撞地靠岸时，只剩下十四人活着。同年稍晚的时候，“罗索普”号（Lothrop）在费城出现，只有九十人还活着；另外三十名儿童与包括船员在内的七十名成人在途中饿死，船员中只有三人幸存。[58]奴隶船上食物短缺时，船长会把“人类货物”丢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