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祭品（第10/20页）

威拉德并不知道，亨利·邓拉普只是在用夸夸其谈掩盖他人生可耻、怯懦的混乱真相。1943年他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就娶了一个女人，新婚之夜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女人对陌生男人欲求不满。伊迪丝多年来一直在他眼皮底下乱搞——送报纸的、修汽车的、销售员、送牛奶的、朋友、客户、他以前的合伙人——名单之长数不胜数。他忍下来了，甚至开始接受现实。但不久之前，他雇了个黑人打理草坪，换下了一直被她糟蹋的白人少年，相信她不至于放低身段到这种地步。但一周之内，他中午没打招呼回了一趟家，却发现她趴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屁股翘到了天上，被又高又瘦的园丁用尽全力撞击着。她发出了他从没听过的叫声。看了几分钟之后，他悄悄溜回自己办公室，喝光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脑中一遍遍回放着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他从抽屉里掏出一把镀银的德林加手枪，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放了回去。他觉得最好还是先另谋方法解决问题。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爆自己的头。在米德从事法律业近15年之后，他在南俄亥俄还是有几个熟人的，他们也许知道谁会收几百块小钱除掉伊迪丝，但他觉得这些人他一个都信不过。“别着急，亨利，”他对自己说，“欲速则不达。”

几天之后，他全职雇用了那个黑人，甚至每小时加了25美分的薪水。伊迪丝开着新凯迪拉克停上车道的时候，他正给他派活。两个男人都站在院子里，看她拎着几个购物袋下车走进了屋里。她穿着紧身黑色便裤和粉色毛衣，招摇着一对硕大、松软的奶子。园丁看着律师，扁平的痘坑面孔上带着诡秘的微笑。片刻之后，亨利也冲他笑了一下。

“蠢得像山羊。”亨利对他的高尔夫球伴说。迪克·泰勒又问起他在诺肯斯蒂弗的租户。除了听亨利吹牛、看他犯蠢之外，米德其他的富人根本懒得搭理他。他是乡村俱乐部最大的笑话。人人都上过他老婆。伊迪丝甚至不能来游泳了，因为总有女人想把她眼珠子抠出来。传闻她现在迷上了黑色小鲜肉。不久之后，他们开玩笑说，她和邓拉普可能就要搬到“白色天堂”去了，那是小镇西边的黑人聚居区。“我发誓，”亨利接着说，“我觉得那个老兄一定娶了自己的亲姐姐，他俩居然好成那样。天啊，不过你应该见见她。她收拾收拾还不赖。等哪天他们交不上租子了，也许我应该拿她做笔交易。”

“你要拿她怎样？”埃利奥特·斯密特问道，冲迪克·泰勒挤了挤眼。

“妈的，让那个小甜心屁股朝天，然后我……”

“哈！”伯尼·希尔说，“你个老狗，我打赌你已经尝过甜头了。”

亨利从球袋里挑了根球杆。他叹了口气，眼神迷离地俯视着球道，一手按着胸口：“兄弟们，我向她保证过不会说出去的。”

他们回到俱乐部之后，一个名叫卡特·奥克斯利的男人走过来，对浑身是汗坐在吧台的胖律师说：“说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你可得小心点。”

亨利转身皱起了眉头。奥克斯利刚加入米德乡村俱乐部，是个工程师，靠苦干当上了造纸厂的二把手。伯尼·希尔带他来加入四人赛。整场比赛他都没说几句话。“什么女人？”亨利说。

“你在外头说起过一个名叫威拉德·拉塞尔的男人，对吧？”

“是啊，他是姓拉塞尔。怎么了？”

“老兄，也许是我多管闲事，但他去年秋天差点赤手空拳打死一个人，就因为那人对他老婆出言不逊。被打的人到现在还没好，总是呆坐着，脖子上挂着个咖啡罐接口水。想想看。”

“你确定我俩说的是同一个人？我认识的那个可是骂不还口啊。”

奥克斯利耸耸肩：“也许他只是话少。这种人你得格外小心。”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诺肯斯蒂弗有地。”

亨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色的烟盒，给这位新会员递了支烟。“你还知道什么关于他的事？”他问。那天早上伊迪丝对他说，她觉得他们应该给园丁买辆皮卡。她站在厨房窗边吃着一块蓬松的油酥点心。亨利不禁留意到点心上面撒满了巧克力糖霜。真配你啊，他想着，这个臭婊子。但他很高兴看到她发胖了。很快她的屁股就要跟横过来的斧头柄一样宽了。让那个割草的杂种好好干吧。“不用买新的，”她说，“只要他能开就行。威利一直走路上班很辛苦的，他脚太大了。”她又伸手从袋子里拿了块点心：“天呐，亨利，是你的两倍长呢。”

5

从今年第一天开始，夏洛特的肚子就总是抽着疼。她一直跟自己说只是胃酸过多，也许是消化不良。她妈妈就有很严重的胃溃疡，夏洛特记得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只能吃吐司片和米布丁。她少吃了些油脂和胡椒，但还是无济于事。到了4月，她有点吐血。阿尔文和威拉德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在床上躺好几个小时，要是她弓起腿侧躺不动，腹部的绞痛就能明显缓解。她担心医疗费用不菲，会花光他们攒着买房的钱，所以保守着疼痛的秘密，傻傻地希望让她不舒服的东西会自己走远，不治而愈。毕竟她只有30岁，这么年轻能有什么大毛病。但到了5月中旬，偶尔吐出的血点子变成了固定吐出的小股鲜血。为了止疼，她开始偷喝威拉德藏在厨房水槽下面的加仑装老乌鸦牌威士忌。快到月底的一天，就在学校快放暑假的时候，阿尔文发现她昏倒在厨房地板上，身下是一摊稀薄的血迹。一盘松饼烤焦在炉子上。他们没有电话，所以他在她头下垫了个枕头，尽力清理了地面。他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听着她浅浅的呼吸声，祈祷这声音别停下。那天傍晚他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她依然人事不省。几天后医生告诉威拉德，已经太迟了。这世界上总有人在死去，1958年夏天，阿尔文·尤金·拉塞尔10岁那年，轮到了他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