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第5/15页）

医院比想象得要安静，挂号处的窗口已经关闭，走廊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与街上的不同，这里是指名道姓，有的是破口大骂，有的是绘声绘色。

“撕开反动学术权威沈云锡的伪善面目！”

“听！沈云锡的医药箱里传来发报机的滴滴声……原来他是台湾潜伏特务，代号114”

“打倒沈云锡！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张鲁丰公然说《海瑞罢官》是部好戏！火烧张鲁丰！油炸张鲁丰！”

“张鲁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汤国年借行医之名散布大毒草，公然支持三家村！革命群众们！火速行动起来，砸烂汤国年的狗头！”（注：“三家村”是指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北京市长吴晗、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等三人，“三家村”事件被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

彭七月一路走一路看，渐渐看出了门道：小小的斜桥地段医院冒出来两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红镰刀”，另一支叫“疾风暴雨”，它们旗鼓相当，都自诩是最红最红的革命派，怒斥对方是“保皇党”，斗来斗去。但写在墙上的沈云锡之流，人人得而诛之，“红镰刀”斗完了，“疾风暴雨”拉过去接着斗。

走廊拐弯处，彭七月不慎撞上一个人，出于习惯，说了声“对不起！”

对方没有反应，楞楞地看着他，彭七月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步履蹒跚，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边凝结着干涸的血迹，估计刚刚挨过一顿拳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打着两片补丁，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戴着袖套，拿着扫把，正在低头扫地。

彭七月刚想跟他说话，忽然想起来，那个年代两个人对话前，必须象特务接头一样“对暗号”，于是掏出红宝书喊了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对方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挥了两下，一边用脚跺地面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对暗号”结束，彭七月才问道：“师傅，才下午三点不到，就停止看病了？”

对方老老实实回答：“有最高指示下达，革命职工都集中到三友实业社的大礼堂开欢迎大会去了。”

三友实业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毛巾十厂，是附近最大的工厂。

“你是谁？”彭七月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彭七月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

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

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5

彭七月在大同中学门口乘上66路，车厢里也悬挂着毛主席像。彭七月掏出五分钱硬币买了车票，看着售票员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给自己，票根上印有无产阶级铁拳砸烂资产阶级的宣传画，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来，留作纪念。

他有点累了，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后车厢的链接部位、俗称“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来，打算歇歇脚，没想到只开出去两站，蜂拥上来一群红小兵，也就小学四、五年级，红扑扑的小脸蛋映衬着手里的红宝书。他们当然不用买票，要所有的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随他们高唱一段：

“革命的鸡下革命的蛋，

革命的同志坐革命的车，

革命的车上唱革命的歌，

谁敢不唱革命的歌，

马上就让他滚下车！

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蛋蛋蛋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