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14/19页)

金木和拐子没接话,听他继续说。拐子也摘了口罩,弯腰在地上抓了把雪塞进嘴里嚼。

猴三儿说,跟佘四德一块跑的那俩山东老乡,应该是没接触过病人的。拐子问,那怎么就给关进车厢里了?猴三儿指指身上的警服:“警察说你是接触者,你就是接触者。”

佘四德被送去隔离的第二天早上,猴三儿被临时调去巡逻,跟个老警察一起,到佘四德家那条巷子检查。路过佘四德家时,他们看见俩汉子正站门口,一个勾着脖子往里瞧,一个垫脚往院里看。

猴三儿吆喝一声,问干嘛呢。俩人一回头,看见警察,咧嘴一笑。其中一个说:“富老屁啊,找死——人呢?”

富老屁就是那个老警察,和那俩汉子是老相识。

后来,猴三儿才知道,富老屁从前做生意,有过钱。他仗着宫里有亲戚,往北京倒卖些参茸药材。这俩汉子是山东来的,也挖参,跟富老屁不对付。九个月前,俩人打听到富老屁的药里有假,当街就吆喝,还给报了官。要不是为这事儿,富老屁不会当了臭脚巡。

这些都是富老屁把俩山东汉子关进隔离车厢之后,才告诉猴三儿的。

“富老屁一看见俩人,愣了一愣,突然就举起枪,说别动!你们得隔离!”猴三儿看着金木,给他比画,“我一下就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举着枪过去了。那俩山东人也吓傻了,直往墙根躲。”

富老屁是要报仇。山东人嚷嚷着,说没见过得病的人,连佘四德家门都没进,就是听说了,路过往里看了一眼。

富老屁抡起枪就往俩人背上怼,说看了也会传染,医生说了,眼角会感染。猴三儿说,富哥,他俩好像是没进院。富老屁瞪了他一眼,大声嚷嚷起来:都闪开,有鼠疫病人!

他一吆喝,把过路的给招来了。八九个人围个大圈,远远看着。富老屁继续嚷嚷:染病了还不想隔离?你不知道这院里昨晚死人了?围观的一听,呼啦又撤了老远。有人催富老屁,还不赶紧送进去。

猴三儿不敢吭声了,也抬起枪指了指,和富老屁一起把俩山东人押走了。

拐子大骂一声,瞪眼问猴三儿:“你们这样整,伍大人知道吗?”

“那哪知道,我们队长都不知道——再说,只要送去隔离了,说自己没染病,谁敢信?”猴三儿认为,这就是他俩敢和佘老四跑的原因。

赵平寇先生讲这段故事时,提起他曾做过的一些研究。他说,欧洲最早发生大鼠疫时,并没有系统的隔离防治手段。那时候的军警,只对公共空间管制,老百姓都要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越到现代时期,权力的管制才越侵入到日常领域。有时候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是坏事。”他说,爷爷(拐子)讲了一辈子这段往事,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些事里没有谁对谁错。

“权力层层下发时,就会走形,越来越荒诞粗暴——况且,很多权力本身就很粗暴。”

这些道理,是当年我太爷爷和他爷爷都不可能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猴三儿讲的故事,令人不解又恐惧。

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些当时的报纸,猴三儿讲的事情不是偶然。很多检疫人员和巡警都是临时征来的,只是例行公事,甚至不能判断简单的症状。有的卫生警察为私事跟人吵架,就把人扭了送去隔离。

在金木他们追逃的时候,奉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干苦力的老头在火车站附近旅店里休息,睡得很死。防疫人员以为他得了鼠疫,拖起来就往身上洒碳酸水。老头当场吓晕过去。防疫人员马上裹了入殓,抬着棺材去埋。挖坑的时候,老头醒过来,踹破棺材板跑了。

那年2月14日的《申报》报道了这事,说:“幸棺木系薄板造成,猛力将棺木蹬坏,钻出飞跑,掩埋夫数人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反曰该苦力游尸而逃。”

我问赵平寇先生,这算否定当时的防治方法吗?他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一件事必须要从不同切面来理解,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结论就够了。”

“那咱们回到当年,他们到底追上了佘四德没?”

警察护送接触者去隔离的场景,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清末推行新政伊始,处于旧体制向现代转型时期,各地方政府都极度缺乏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东北防治鼠疫中,有很多粗暴行为。《盛京时报》曾报道,奉天“以收容无数贫民,事属难办,决计将贫民给棉衣一领,驱逐出城,分往四乡”。长春也曾驱赶两千多名贫民南下,防疫局甚至以妇女身多不洁,易于传染为由,向地方官提出建议:派人分赴四乡,租赁五百间民房,将城中妇女一律迁至乡屯,以期隔除疫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