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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

“你就是这么碰巧听到鲍里斯和奥尔加的，”我很配合地说道，又写了起来，“明白了。你在搜索电台波段，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节目。鲍里斯和奥尔加。这没什么啊，西里尔。坚持下去呗，说不定你还能拿到一份语言津贴，如果你能通过考试的话。估计也就是几个先令吧，但揣在你兜里总比揣在他们兜里强。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继续写着，不过写得很慢，故意让他听到政府配发的铅笔在纸上写字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沙沙声，“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事先报告，”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为我上司的怪毛病道歉，“‘如果他没把奥尔加和鲍里斯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还会向我们隐瞒什么呢？’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这种事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饭碗。”

又翻过一页。舔一舔铅笔的笔尖。再做个标记。我开始感觉到追逐猎物时的兴奋。爱就是承诺，西里尔刚才说。爱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种牺牲。但这份爱是给谁的呢？我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来谈谈你在‘铁幕’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西里尔？”我尽可能让语气显得很厌倦，“涉及到‘铁幕’国家的时候，总部是最难缠的。除了过去这些年来你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名字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名字要加进去？最近的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我的天哪，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是你参加的当地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你再也想不起有别的什么人了吗？西里尔，实话跟你说，自从他们抓到你没有报告语言课的事之后，现在他们可是在盯着你啊。”

他对我的失望之情又一次转变成了愤怒。他又开始使劲吐出那些不该重读的词。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使劲唾骂我。

“我认识的每一个‘铁幕’国家的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按照规定原原本本地列在了名单上，而且呈报给了我的上级。如果你在这次谈话之前稍微费点心思，到外交部人事局拿出这份资料——我是说，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样没用的——”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由着他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可以让他把我说得无足轻重，这没问题。但不能贬低到一无是处，因为我在为更高的权威效力。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页纸来。“瞧，在这儿呢，我已经拿到了。你认识的‘铁幕’国家的人加起来只有一页纸。总共只有五个人，可你工作都整整二十年了。是总部审核过的，我知道，他们全都通过了审核。好吧，他们当然会通过审核，可前提是你得报告啊。”我又把那页纸夹进了笔记本。“好吧，还有人要加进去吗？要加上谁？西里尔，趁着现在好好想想。别着急。他们知道的事可多得很，我们那帮人。有时候他们简直都会让我大吃一惊。花点时间，慢慢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