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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

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