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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