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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方才获得的自由，此刻又再被关入监牢。他的脸又蒙上一层阴霾。

“然后，他又念了一段我在午餐时所讲的长篇大论：‘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我笑了，但是笑得并不长。我觉得发窘，觉得反胃。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这个人整个午餐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十小时之后，突然他却像录音机一样把我所说的话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在我听来，心里真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人，歌德。’我说，‘你不喝酒，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是以什么为生的？’

“‘我不是正人君子。’他说，‘我专门发表下流的理论。’

“‘能够认识一个作家总是好的。’我说，‘你最近都在写些什么？’

“‘什么都写，’他说，‘历史、喜剧、谎话、爱情。’说着说着，他就谈到他所写的东西上面。那些东西都是摆在太阳底下就会融化的奶油，因为它们没有一致的观点。不过我倒注意到，他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像作家，他太害羞了。他会嘲笑他自己，而且就我所知，他也嘲笑我。我不是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是说他这么做，听起来实在没多大意思。”

又一次，我们看着巴雷的侧面，等着他魂游四海归来。是我们紧张，还是他在紧张？他举杯喝了一口，转了转头，口中不知道在说“不好”还是“他妈的”。这不但连我们这些人听不懂，恐怕连那个麦克风都无法录进去。我们听见他的椅子咯啦咯啦地响，好像湿了的柴火一般。在录音带上听起来，像是他在发动武装攻击一样。

“然后，他又对我说：‘噢！巴雷先生，你是一位出版商。你要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些灵感的？’我听他这么讲，心里就想：出版商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老兄，但你心里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呢？‘好！歌德，你从哪里获得你的灵感的？’‘巴雷先生，我的灵感来自于——第一……’他开始数起来了。”

巴雷此时也张开了他那长手指头，开始数了起来，话中的俄国口音几乎轻到让人察觉不出来。又一次，我被他那缜密的音乐性记忆力所震撼。他对字句的记忆力，似乎还不及他对音乐的强。那些在充满了乱七八糟的礼堂里演奏的音乐，只要进了他的耳朵，恐怕就再也褪不了色了。

“‘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第一，从三十年代柏林咖啡馆中用的那种纸桌巾而来。’然后他喝了一大杯伏特加酒，同时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第二，从那些比我更有天才的竞争对手。第三，从各国军人和政客们脑子里所存在的卑劣幻想而来。第四，从那些被纳粹强迫征召，后来又被解放的科学家而来。第五，从那些伟大的俄国人而来，这些人都是对民主怀抱着极大的期望，但也因此受尽各方的摧残却仍至死不渝的人。第六，从一个偶然踏进我心扉里的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很显然的，他指的就是我。因为他说了这话之后，眼睛就死瞪着我，看我作何反应。他像一个早熟的孩子，直直地瞪着我。他的目光中传递出一股股像生命般重大的信息。然后，刹那间他又变了，变得多疑起来。俄国人都是这样。‘你在午餐时的确表演得很精彩。你是如何说服列斯丹诺夫邀请你的？’这句话分明就是一种冷嘲热讽，意味着我不相信你。

“‘我从没有要说服他，’我说，‘这是他的想法。你又要安什么罪名在我身上？’

“‘任何想法都不是专属某个人的，’他说，‘你把它放在他的脑子里，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做得很有技巧，恭喜你了。’

“之后，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他突然死力抓住我的肩膀，好像他就快要淹死了似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病了还是失去了平衡。那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觉得他可能是要吐了。我试着要去帮助他，但又不知如何着手。他浑身热得像地狱一样，并且不停地冒汗。他的汗水滴到我身上，头发已全湿。然后，他的声音又直灌入我的耳朵，他站得太近了！我往后退了一下，但他又跟了上来。

“‘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口中说道，‘你已经说到我的心坎儿里去了。请你向我保证，你不是一个英国间谍，我就答应你一件事。’”

“他的话句句正确。”巴雷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而我也记得他讲过的每一个字。”

巴雷说到“记得”这个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受一种折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常想到汉娜的原因吧！

“可怜的帕尔弗莱！”有一次，她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语气嘲笑我，一边在镜前审视着她光溜溜的身子，一边啜饮着伏特加酒：心里准是盘算着要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你既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又怎能忘得掉我这么一位女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