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10/14页）

周邦彦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音律。周词在音律上已不像前人那么随意，而是分寸节度，深契微芒。所制诸词，调有定句，句有定字，不独严分平仄，即仄声上、去、入三声亦不容相混，所以邵瑞彭曾言：“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 （《周词订律序》）后世填词者莫不将其词作奉为准绳，用其调者，“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是章法。过去柳永采用的层层推进的铺叙技巧，在长期运用中，已越来越难适应表达日益丰富的感情，常常显出单调与直露的缺点。周邦彦则在柳词的基础上，引进了古诗的许多繁复错综的写作技巧，诸如起承开合，伏应转接，顿挫逆挽，从而使词具有了一种腾挪跌宕、深婉浑厚的法度规模。三是语言。周词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为选词下字精于锻炼，不肯随便乱用，因而一字一句都能令人回味；二为用前人诗语不是取现成句子而是善于融化，因而既增添了词的典雅味，又使词别绕蕴藉。

就周词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来说，可以“承先启后” 四字概括。从承先看，其词有柳永的浅近灵动而无其词语的俚俗，有苏轼的开阖动荡而无其音律的不谐，有秦观的情辞兼胜而无其风骨的纤弱。就启后看，由于周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 （沈义父《乐府指迷》），示后人以作词门径，故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奉其为典范，从而形成了南宋词坛的醇雅词派。

三

从公元一一二七年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公元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共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历史。南宋词坛可相应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整个高宗朝（1127—1162），著名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第二时期包括孝、光、宁宗三朝（1163—1224），著名词人有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史达祖。第三时期从理宗到宋亡（1225—1279），著名词人有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

靖康之乱，将赵宋帝国划分了北南两个时代，一些横跨承平的北宋末年与动荡的南宋初年的词人，在创作中也呈现出这种时代的变异。如李清照词，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写闺房情意，风格缠绵婉转，后期则转为伤时感旧，风格凄凉哀若。又如叶梦得词，写于北宋的作品以婉丽为主，写于南宋的作品则时出雄杰。而向子諲更是将自己南渡以后的作品编为《江南新词》，将北宋亡前的作品编为《江北旧词》，表明了鲜明的时代意识。

南宋前期词坛，以张元幹、张孝祥词最显特色。面对靖康之乱后的民族苦难与国家屈辱，当时词坛主要表现出的是哀愁之感，悲恨之情，而二张则独振愤慨激昂之声。他们的愤激词，具有别人所缺乏的两个内蕴，一是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异族入侵者的暴行，也同时是针对本朝投降派的丑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二是他们的词不像那些哀愁之感、悲恨之情，多从个人身世出发，而是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思与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张元幹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均强烈地反映出国难时代爱国志士的民族意识。从词的发展史看，他们承苏轼豪放雄壮词风而来，又注入了时代的政治风云，在南宋词坛最先高举起慷慨豪迈爱国词的大旗，从而为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词人导引了一条新的大道。

南宋中期，孝宗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 后，数十年间，已无大的战事。据《梦粱录》等书记载，当时临安的繁华富丽以及节日的热闹游乐场面，要远胜于北宋的汴京。在这种情势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依然以恢复兼济为己任，冷静地面对当时政治现实，以词为武器，进行着愤激的呼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虽还不至于完全忘怀国事，但创作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自伤身世，或流连光景，或咏物酬唱。南宋中期词坛因此形成了豪放与典雅两种词风各自分流的格局。

辛弃疾一生作词六百馀首，为宋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个。在他之前，东坡词虽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的制约，只能是比较广泛地反映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辛弃疾则不同，他处于宋室南渡、国家分裂的年代，强烈的报国之情，使得他的词多抚时感事的言志之作。因此，他在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报国之怀与英雄失志之情，正反映出时代的追求与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悲愤。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辛词也有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量用典，以加深和扩展作品的内在容量；二是引进古文手段，以丰富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容纳更广泛的题材，抒写更复杂的情感。他的才情，他的魄力，使得他作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说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丰厚，反映现实之深刻，两宋词坛无人可与辛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