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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走着走着，渐渐的，我离城市越来越近，近的都能看见夜色中那些璀璨的灯火了。在那些灯火中，有一星半点是属于我的，在那里，有我的妻子秀珍，有大囡，二囡，还有方长。他们在那里等我。我得赶回去，和他们挤在那间狭窄的出租房，一起度过并不漫长的黑夜。等到明天凌晨，我又得早起，因为我还要去送牛奶和报纸，送完了，我还要给那个马站长送去热腾腾的生煎包，然后在交警的围追堵截下去骑三轮车。

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生活。

走到城南那座大桥的时候，我停下身子，忍不住朝身后张望了一眼。此时，山水村的那个庵堂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只有黑暗和更深沉的黑暗。看着那片黑暗，我的脑子里却不停闪过放蒙山时的情形，我觉得有些恍惚，似乎那里发生过很多东西，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就像一部被虚构了光影的电影。

周医生告诉我，秀珍的手术很成功，但他也不能保证秀珍的病不再复发。如果两年内不复发，就没有事。可一旦复发，就什么都说不准了。

我明白周医生说的那个说不准是什么意思。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我在方长出生前那一晚许下的愿。我不知道那个愿和秀珍的病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也不知道，那一刻，我为什么要许那样一个愿。事实上，我并没有皈依的决心，因为皈依，我就必须和秀珍离婚。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我许下的这个愿，它就像一把利刃，将长久地高高悬挂在我的头顶。

几天后，那个在山水庵碰见过的慧明师父便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去她庵堂里做一堂佛事。慧明师父的庵堂叫山前庵。我知道那个地方，旁边有个山前村，离城区不远，骑电瓶车约莫半个小时就能到。

山前庵不大，庵名因寺后一座屏风般的大山而得名。寺里新老房屋相间，说新房也不算新，八十年代造的，但因为缺少维护，房子早已变得破败了，四处漏风，清冷得很。

我去得太早，此时别的僧众还没有到，庵里只有慧明和一个约莫五十几岁的男人在。这个男人有着少见的高大身材，看着竟有一米九十的样子，不过精神却很差，皮肤蜡黄，躺在院子的桂花树底下晒太阳，毫无声响。

我到了不久，不多时，来参加佛事的僧众们也三三两两来了。人齐了，便开始做佛事。佛事不大，拢共不过十个人。对我来说，这一行做到现在，已经见过太多的大场面了，这种小佛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轻车熟路了。让我好奇的是，我们做佛事时，那个高大男人就帮着传递香炉檀香等小物品，他的身体很虚，稍微动几下，就像干了重活，折身又躺到院前那棵大桂花树下的躺椅上，一副气力不济的样子。

因为是小佛事，整个仪式规模小，也显得匆忙，太阳还未落山时，便结束了。不过，因为斋家们还在，我们这些僧众不能在他们的众目睽睽下结账走人，便又留着，各自打发着时间。

我找慧明师父聊天，慧明师父跟我介绍说，这个庵堂始建于乾隆二十三年，原先寺里还有块碑，记载着当时捐钱建寺的始末以及一众善男信女的名字，但“文革”时被村民敲碎，后来那些残片便都不知所踪。现在庵里还留下个石香台，上面有字，依稀可辨乾隆二十三年的字样。慧明说自己本是温州人，当年也是机遇巧合，听了别人的介绍来这里。虽然当时看着这里多年没有香火，早已破败不堪。但寺后的这座山却好，她就留下来守了这个观音道场。

我们说着话，渐渐的，斋家们也都散了，慧明师父便将佛事收来的钱清点了，让众人结账回家。

从这天开始，只要庵堂里有什么佛事，慧明师父总会打电话给我。慧明人不错，也宽厚，对佛事要求不高，有些不上路的空班站在大殿里嬉皮笑脸，东倒西歪，她也不会去说。我想，要是换作阿宏叔，那些人早就被斥出大殿了。后来，我又知道那个高大的男人，原来是慧明师父的表哥，也是温州来的。大概二十年前，慧明师父来到了这里，十年后，她的表哥又跟来了此处。从此，两个人便一直守着这座庵堂。

慧明的表哥得了恶病，有一次，慧明师父无意说起他的病情，哀伤地念了一句，他是随时会走的人。但她没有细说他是什么病，欲言又止，我也不好细问。说起来，慧明师父的表哥倒是有一副好生相，特别是走路时，步履缓慢，宽大的僧衣低垂，很有些古风。不难看出，年轻时，他肯定是个特别强壮的人。心想起来，人生还是多变的，此一时，彼一时，年轻时体壮如牛的男人现在却虚弱成这样一副残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