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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当外国列强用坚舰和重炮捣毁大沽口炮台后，除了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拼死抵抗外，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这个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早已携侍从随慈禧太后跑到西安避难去了。留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正式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口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便完全沦为半殖民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已不国，黄泽如不禁唏嘘，不知道中国今后将沦落到何等地步。他真恨不得能重返京城，去斥责那腐朽无能的朝廷，去和那些外国列强决一死战。但他知道那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不可能傻到那种地步，他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的他了。冲动和狂热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已经开始变得理智和成熟。悲愤的情绪促使他加快了招募垦农的计划和步伐。国家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朝廷已经把百姓拖到了越来越黑暗的境地之中。他只能远离这里，让更多的百姓远离这里，在那遥远的南洋找到一块净土，耕耘播种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考虑到几年前的那件事，黄泽如在招募垦农时尽量不事招摇，以免引起官兵对自己的注意而带来麻烦。黄泽如压根就没有想到招募垦农会遇上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本以为此举可以为自己苦难的同胞谋一条生路，远离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的国家，没想事与愿违，那些农民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尽管他苦口婆心在作宣传作解释，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为黄泽如在白天说梦话，要不就是在欺骗大家，心里另有什么企图，担心像被卖"猪仔"一样给卖到南洋去。其实，黄泽如虽然出身农家，但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读书人，书呆子。他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民是相当保守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相当不发达，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半径也不过在几公里之内，更何况一个农民。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因此，也依然存在恋土的思想。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到那个谁也没有去过没有见过的地方？那是哪呢？天边？还是海角？天边看不见，海角摸不着。说穿了，就是对南洋不了解，对黄泽如不信任。黄泽如急在心里，他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感到痛心，甚至于感到气愤，他并不明白，他的这些乡亲们完全和他这个读书人不同。读书人太敏感了，动不动就无病呻吟，农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过那种苦日子，已经习惯了朝廷的腐朽无能和黑暗统治，他们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黄泽如顿时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觉得理想和现实之间，其实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人自扰，自作多情了。

但他又不能就此作罢，《垦约》都在南洋跟人家签订了，他怎么可以放弃努力，一个人灰溜溜回到南洋呢？读书人倒是有读书人的办法，他把南洋的情况，包括语言环境、当地气候、生活习俗、农耕习惯等等，一一写在纸上，并张贴到四乡八村，当做招农广告，鼓动大家的报名热情。那些长年足不出户的农民终于被他的诚挚和异国的风情所感动，所吸引。或者说，都想开了，都想明白了，纷纷报名加入垦农队伍。

黄泽如的母亲娘家在永泰，那里还有不少母亲的亲戚朋友，黄泽如便把招募广告贴到永泰和闽侯一带，并做了一些鼓动的工作。有些人听说要去南洋，二话不说就报了名，甚至唱起了那首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童谣："番婆番仔弄叮当，一碗胡（干）饭吃捌（不）空"……竟然招了不少人。黄泽如喜不自胜，但是，当夜里他对着那张报名的名单数了数，不禁心凉了，因为从报名的人数看，虽然热热闹闹的，但实际上才有招募总数的一半不到，接下去到底要上哪补招大半以上的垦农，便成了黄泽如的心头大病。

这时，黄泽如忽然想起了陈可镜的家乡兴化，心里想为什么不可以到兴化去招募垦农呢？那天回国，黄泽如连家也顾不得回，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陈可镜二叔的遗骨送到兴化，他照着陈可镜的交代，找到了陈可镜的表弟陈长喜。按照兴化规矩，在外头死去的人还得引魂，还得摆上香案供几盘水果为死去的人行祭礼，唱招魂经，然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他和陈长喜两个人认认真真按照兴化的丧葬习俗，把陈忠祖的遗骨埋在了他父母的墓旁。一切办妥后，黄泽如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赶回家乡福清招募垦农，于是倒把在兴化招募的事给忽略了。现在，福清那边招募卡了壳，一筹莫展，黄泽如便想，唯一的希望只好到兴化去想办法了。心里就想，要是陈可镜这下在身边就好了，他们就可以一起出主意想办法了。至少，在兴化招募垦农，可镜兄完全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