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第7/9页）

又是乔伊丝：

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

“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

“我想我要去当顾问。”

“去哪个委员会[13]当？”

“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

“给谁？”

“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

“代表谁？”

“那些知道答案的人。”

“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

“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

“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

“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

“你丈夫喜欢美国吗？”

“他正在适应。”

“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

“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

“那你呢，乔伊丝？”

“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

“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

“我可没这么说，简娜。”

“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你会明白。”

“嗯，我想你。”

“我想你。”

“再见。”

“再见。”

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

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

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

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

“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

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

“哦，简娜，别这样。”

“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

“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

“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

“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

“逃避主义者。”

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

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

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

“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

“不，去不去由你决定。”

“那只是你说的吧。”

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