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丝的必死（第6/9页）

另一个使得自我从田园牧歌计划中凸显的特点是对一切叛离的仇恨。自我不能忍受不被爱，不能忍受不作为惟一的存在而存在。在这点上，它不仅需要别人，而且在竭力——正如革命一样——将所有人控制在自己的掌中。因此，肯定自我——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但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就是投身于人群。一方面，我之所以是我，那是在别人看待我的目光中，是在别人给我的名字中，是在别人身上映射出的我的形象中。如果没有我赋予他人的这种肯定“我”的身份的权力，我的存在将只削减为几个手势和几根线条的偶然的组合，而手势与线条本身是不具任何意义的，也不属于任何个体。自我，总而言之，就如同地铁站里的一条长廊，乞丐聚集在那里争夺行人的几个生丁：争夺他们的欣赏与爱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我也像是——正如小说开始时阿涅丝走的那条林阴大道一样——广阔的战场，因为别人同时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存在使自我的存在经常处于危险境地，并且一直在对抗着自我的独特之处；从这个角度上说，别人应该被打倒、缩减、限制，这样自我才能完全地、没有争议地、纯洁地进行统治。

战胜死亡的欲望，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欲望，自我于是只能是行进中的理想，永远需要重新肯定与重新建立，就像不久以前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洛拉和贝蒂娜——雅罗米尔式的女主人公——的生活是永远不能退缩的战争，是抵抗与征服并进的战争，为了保留自我的完整性，她们在不断地将界限往后一推再推。

我们已经远离了路德维克和托马斯追寻的荒漠。“回”到自我，不再是逃到可以释放自我的安宁和边缘，不再是离开舞台、远离人群，躲避人群对我们的伤害；此时回到自我应该是来到集市上，将我陈列在所有的目光中。因为它属于正面田园牧歌的世界，归根结蒂，现代的自我世界仍然是一个极权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另一类的田园牧歌更加有害，因为在这个自我的世界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根基了，也没有任何它可以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超越”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历史行将结束时”的极权。

这个发现，是由阿涅丝来进行体验的。在《不朽》中，她是反正面田园牧歌的“开启者”，也就是说，正如《玩笑》中的露茜或是《笑忘录》中的塔米娜一样，她暂时离开了，坠入田园牧歌之外，并且在这不在场中找到了真正的惟一的安宁与和谐。

这样一种变化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出现端倪。阿涅丝为林阴大道的混乱和丑陋所震惊，开始时感到的是一种带有恶心的仇恨；可是关于父亲的回忆立刻将她从这仇恨中释放出来，她发现得到拯救的惟一办法就是：“与他们分道扬镳。”

“我不能恨他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当天晚上，她又重新体验到了这种感觉，“她越来越经常地体验到这种奇怪而又强烈的感觉：她与这些长着两条腿，颈上顶着个脑袋，脸上长着张嘴的生物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可是这种感觉，拿它该怎么办呢？阿涅丝立刻问自己。“如何在这样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生活？怎么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呢？既然自己已经不再把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和痛苦，既然已经不知道如何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贯穿着昆德拉的作品），第一种答案当然是斩断和他人的一切往来，和阿尔塞斯特一样，在“这地球上找一处远离尘嚣的地方”，可以回到自我，忘却他人。这种方案我们可以称为是浪漫的解决方案，是夏台尔顿或《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让-雅克：“既然我只有在自己身上找到安慰、希望和安宁，我就只能并且只愿意关注自己。”

但是，阿涅丝意识到“但是远离尘世远离人群的地方并不存在”，而可怜的卢梭，如果他今天仍然躲到他那安静的圣皮埃尔小岛上，躲到比埃尔湖的中央，他会有电话，他会听到他收税员的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声，而他家花园的灌木丛里挤满了准备用摄像机使他不朽的读者。在这个“意象学家”的时代，这个普遍联系和快速镜头的时代，修道院彻底消失了。哪怕奇迹存在，在不知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座修道院，在世界的另一头，躲在那里品尝“与自己灵魂对话的甜蜜”又有什么用呢？因为灵魂本身只能提供一种孤独的幻觉？甚至躲避在小岛上的让-雅克也仍然是并且更是生活在社会里，生活在形象的自我、所有人注视下的自我和与所有人斗争的自我组成的集市中。“尘世上的一切对我而言都结束了。”他承认，但是所有的一切都能够重新开始。“上帝是公平的；他要我承受痛苦；他知道我是无辜的。（……）就随他们去吧，随命运怎么安排；让我们学会毫无抱怨地承受；结束之时所有一切都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迟早也会如此。”不管这位漫步者有多么孤独，他的《遐想》仍然是他投入不朽之役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