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第2/5页）

第二年夏天，祖父去世了，我陪父亲回村里参加葬礼。我想见露西娅，可她不在家，我留了言，她也不回电。下山回家时，我们把祖母接走了。

我之后给露西娅打过几次电话，大多是她父亲接的，说她出去了。有一次，是她本人接的电话。我问能不能去看她，她不置可否，当我一再追问时，她说我是自由人，她不能禁止我来村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给她写信，但也没有忘了她，我曾经在那一年的夏天答应过她，我会回来。大学毕业以后，我在村里的小学申请到了工作，校长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因为祖父母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

露西娅四年前说过：“你不会回来的。”现在她说：“我根本没想到你还会回来。”我是那个星期早些时候坐火车到的，父亲答应周末开车把我的东西运到山里，我的一些书、一台小电视机和立体音响，可星期五时，下雪了，过山的隘口暂时关闭，父亲打来电话，问能不能推迟一个星期。我被围困在祖父母的小楼里，睡在祖父，可能也是曾祖父去世时躺的床上。我仰面躺在厚重的鸭绒被下，让两条胳膊像死人那样搁在胸前，想象自己再也无法动弹，只能这样等死。

我对露西娅说：“等东西运到后，我请你来家里吃饭。”我去了她工作的酒吧，她告诉我她还跟父母一起住，工作特别忙。她说，夏天的时候，她把车开报废了，想攒钱在春天时买一辆新的。我说，祖父母的车库里还有一辆老沃尔沃车，如果她愿意，可以先用起来。“就那辆老爷车？”她挖苦地笑了。

学校的工作不轻松。我在大学里上过几堂有关教学法的课，可这里的孩子野性十足，又调皮，让我的工作很难做。同事也不怎么帮忙，他们大多是本地人，课间休息时更愿意谈论即将进行的狩猎活动和村里的琐事，或者其他无关痛痒的事情。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顽劣成性的女孩的父亲，那是一个酒店的老板，他在电话上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黄毛小子似的。没过几天，校长下课后来到我的教室，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搞不定，最好先跟他联系，而不要把自己的无能推卸到家长的身上。我说：“阿斯特丽德看电视看到深夜，所以在上课的时候睡觉。”

校长看了一眼贴在窗玻璃上的剪纸，那是我和学生们一起做的。“雪花，”他说，“好像山里的雪花还不够多似的。”他慢慢地一言不发地把剪纸一张一张地从窗玻璃上撕下，撕完后，把它们放到我的讲台上，说：“您应该注意自己上课的进度，而不是去剪窗花。”

他走了。我听见外面孩子的喊叫声，我走到窗前。他们在打架，然后，好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一起跑出操场，沿着大街一哄而散。这不由让我想起曾经在村外垃圾场见到过的一群群羽毛凌乱的鸟儿。

白天变短了，而且越来越短，今年有很长时间没有下雪，雨水却很多。天冷了，乌云低得常常连山顶也看不见。露西娅说：“今年天气比往年糟糕，如果下雪的话，天倒会亮许多。”她说，她有时害怕会像母亲那样疯了。如果下午没课，我们就去村外的山上散步。那是今年秋天不多的几个晴朗日子里的一天，可太阳却很快下了山，只剩下高高的山峰还映照在阳光里。

露西娅说：“如果雪能够落下来，那大家至少还能去滑滑雪。”我请她吃饭，她说没时间。“那周六。”我说。好吧，她说。她说，空气里有雪花的味道，老人们说今年冬天会很冷，“可他们每年都这么说。”我想吻她的嘴，她却把头扭开，把脸颊送了上来。“给我讲个故事吧，”她说，“就凭你离开了那么久，也应该知道不少故事。”“我没离开，”我说，“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散步，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在昨天坐过的长凳上坐下。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和湖边酒店难看的盒子似的房子。天空阴沉沉的，我们坐下没多久，便下起了雪，小片的雪花被风吹打到我们脸上，积聚在我们衣服的褶皱里，一旦落地，就即刻融化了。露西娅站起身，我让她等一下，可她摇摇头，独自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像孩子似的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我望着她，直到她走进山脚的村子。我又坐了一会儿，便沿着公路回到村里，刚好准时到达教学楼。校长站在大楼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从身边走过，走进教室。

露西娅星期六来我家。我上午买了菜，整个下午都在准备饭菜。露西娅安静地吃着，我问她好吃吗，她说，好吃，然后继续咀嚼。吃完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她站起身，走到了电视机前，把它打开。我问，非得看电视吗？她说：“不一定，你也可以跟我讲些什么。”她让电视机开着，把音量调低了一些。“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我可没迟到。”“我的意思是，从那时起，自从我们……上床后。”露西娅皱起了眉头：“你的意思是，你之后就再没碰过别的女人？”我说：“没有。”突然觉得自己相当可笑。露西娅粗鲁地笑了，说我疯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说，我经常想她。露西娅站起身，说她得走了。我关上电视机，放了一张CD，问她是不是跟很多男人上过床。她说，这不关我的事，然后迟疑了一下，说，那当然，这里什么热闹事都没有。她说，她准备了避孕套，可现在不想干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避孕套朝我扔来，“送给你。”然后穿上鞋子和外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