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家人好（第5/11页）

有几次，丹说他想他差不多准备搬出来自己住，他试探地问起我格林威治村内各处的房租水平，可是这些计划根本没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么矛盾。好像更应该这么说吧，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他觉得人们如今会认为他应该搬出来，他想做应该做的事。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为震惊和睡眠不足而沙哑，他说：“比尔吗？听着，我会有几天不上班，我不知道会有几天。我爸爸昨天夜里去世了。”

他回来上班时，脸色很苍白，好像缩小了一点。他在咕哝上班的麻烦事时，说了很多个“他妈的”；后来过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谈谈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干什么的吗？”他问，“嗯，他整天操纵一台小机器。那台机器有一个自动刀片，可以说有点像是竖锯；操作的人拿着也许有二十五层衣料——法兰绒或者精纺毛料或者不论刚好是什么料子——他根据某种式样，比如袖子或者翻领或者外套口袋，操纵刀片把整摞料子切来切去。到处都有绒毛，钻到你的鼻子，进到你的喉咙，整个一辈子都生活在他妈的绒毛里。你能想象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干那种活干了三十五年吗？除了他从来没有被培训过从事别的任何职业，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你想象得到吗？啊，要命，足以让你他妈伤透了心。五十二岁。”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衬衫口袋里总是装有好几根，埋头工作时，嘴里总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抽——雪茄不时会让他咳上一阵子——可那似乎是他为进入愚钝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岁时，就让自己进入了那种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说过的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吗？”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说。“那个画画的？丹·罗森塔尔？我想他在练习怎样当一个老年人。”

“哦？你什么意思？”

“嗯，他变得很——哈，我没法解释。我甚至拿不准我是不是说得对。”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释关于她的办公室里人们的什么事。我们的谈话经常转而承认我们根本拿不准我们是不是说对了，接下来会是沉默，直到为什么事情吵起来。

我们不是理想的一对。现在觉得，我们结婚时太年轻，结婚的原因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够充分。有时，我们会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证明我们是好伴侣；然而即使在那时，她说话中一些矫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让我感觉不自在。她不说“是啊”，而是说“西啊”，经常是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时；她还说“如常”——我想那是会计部门的风趣话——不说“一切”，而是经常说“全体”，那是聪明而讲究实际的纽约秘书的用词，而她只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嗯，几乎一直是这样。在之前一年冬天，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去新学校[5]报名上表演课。到家后，她会上气不接下气地谈到所学的东西，很急切地想谈，根本不带任何秘书腔；那是我们在一起最好的时光。那些个夜晚，谁都不会猜到这个可爱的戏剧艺术学生每星期四十个钟头，都是在一家名为博特尼工厂的纺织厂里辛苦工作。

新学校那个学年结束时，她上的那个班上的全体学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间灰扑扑的旧剧院举行了演出，观众主要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有选自大家熟悉的美国戏剧中有两三个角色的一幕，其他学生选择独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样。她挑选的，是轻松但并非没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较长、微妙而自成一体的独白，来自埃尔默·赖斯的《梦幻女孩》——每个人都跟她说她的表演及独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于新学校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奖学金。这时问题出来了，她考虑了好几天——她在公寓里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时久久不出声——然后宣布她决定拒绝这份奖学金。上了一整天班后晚上再去上学就太累人了。哦，这一年还不错，挺有“意思”，可是继续上就傻了：即使免费，也会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钱。况且，没人能通过这些无足轻重的成人教育课程，在表演方面学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学——在任何专业意义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学习，而那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辞了，我能负责——”

“哦，你能负责什么？”她转身面对着我，两个小拳头架在屁股上，这种姿态总是意味着我们要大吵一架。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