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第2/4页）

我笑了。哪有那么简单！要是渡船坏了，另一头也没有电池，该怎么办？

在刚果王国，贝埃内，是没有电池的。没有卡车，没有道路。他们拒绝发明轮子，因为轮子没用，只会陷在泥里，徒惹麻烦。要过河，他们有桥。桥就在那儿，从岸边的这棵绿芯樟搭到了对岸的另一棵树上。

我能看见这对夫妻。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真实地生活过。他们攀爬到绿芯樟枝干间搭起的平台上，女人停下来，保持了一下平衡，用一只手握住长裙的裙角，准备步入明亮的天光和大雨中。她摸了摸头发，头发都已编成了粗绳一般的辫子，脖子后面的辫梢用小铃铛系着。准备好后，她便踩到悬于水上的晃悠的藤桥上。我心跳加速，然后跟上了她步伐的节奏，从摇晃的桥面上走过。

“可如果那是一条很宽的河，”我曾经问过他，“就像刚果河那样，肯定要比任何藤蔓所能伸展的范围都宽得多，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他说，“那样的河根本就不该过去。”

要是真有无需渡过的河该有多好。无论对岸有什么，那些生灵都能随心所欲地活着，不被任何人见到，不被任何人改变。但那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葡萄牙人透过树丛，发现衣冠齐整、伶牙俐齿的刚果人既不做买卖，也不搞运输，只在原地安居，有什么吃什么，犹如森林里的野兽。尽管可以吟诗、可以歌唱，衣服也很漂亮，但这样的人定然算不上完整的人——只能是原始人 。这个词，葡萄牙人肯定使用过，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去做接下来的事。很快，教士们便在海岸上举办起了大规模的洗礼，将他们的皈依者运上船，载往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使之成为农贸市场这一高级神灵的奴隶。

这世上毫无正义可言。父啊，无论你在哪儿，求你宽恕我。但这世界已让一桩桩邪恶卑鄙之事落到了好人的头上，在我有生之年，是无法见到谦卑人承受什么地土了。我想，这世上还有的，只是那无可避免的趋势，让人类的错误如水般流遍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我回首往事所能说的全部了。寻求平衡是有可能的。重负虽难以承受，这世界却设法优雅地将其背负了起来。

时至今日，我们在安哥拉已生活了十年，住在桑扎蓬博郊外的一个农业基站。独立之前，葡萄牙人在这儿建了油棕榈种植园，半个世纪前就将原生的丛林砍伐殆尽。我们在活下来的油棕榈下栽起了玉米、甘薯和大豆，还养了猪。每年旱季，人们能外出走动时，我们的合作社便会多几户人家。大多都是小孩子和身上裹着破烂缠腰布的女人，他们悄无声息地自丛林中现身，在长年躲避战乱之后，犹如疲惫的蝴蝶，轻轻地在此落脚。起先，他们根本不说话，接下来，一两个礼拜之后，女人们通常会先开口，语调极为轻柔，却滔滔不绝，直到将背井离乡的那些地方和失去的人一一述尽。我听到的故事往往相差无几。她们这辈子绕了个圈，先是逃离家乡的村子，往城里去，在那儿直面饥饿，如今又返回这座偏远的边境小村落里，希望能在这儿养活自己。我们设法多生产一点棕榈油，拿到罗安达去卖，但我们在这儿种出的大多数作物都是就地消耗。合作社有一辆车，就是我们那辆老式的路虎。（要是它能讲故事的话，那它这辈子经历的沧海桑田也能让它讲出自己的世界史了。）但雨季九月就开始了，路要到四月才会再次通行。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拿自己手头的东西对付一下，就这么凑合着过下去。

我们离边境不远，这里居民的长相和言谈同基兰加一模一样。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竟有一种重回童年的感觉。我一直幻想着会偶遇某个我认识的人：玛玛·姆万扎、内尔森、穿红裤子的塔塔·波安达，或者，最诡异的是，父亲也会现身。显然，刚果与安哥拉的边界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随意划定的。古老的刚果王国曾经绵延整个中非地区，而当它数以百万计的最最健康的臣民被贩卖为奴，王国便土崩瓦解，但它的语言和传统并未丧失。同样跳脱而响亮的“姆博蒂”从房子敞开的窗户外传来，我总是被这声问候叫醒。女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一遍遍地裹着缠腰布 ，将收来的油棕果放入玛玛·洛使用的那种装置里压榨。我不时听见幽灵的话语，是帕斯卡语调上扬的嗓音，他在问：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但我并不是时常能听到那声音。在我们村，极少有爬树掏鸟窝这般年纪的男孩，也极少看到大模大样走在路上、弟弟或妹妹像大号的破烂娃娃般挂在身边的女孩。我注意到，无论何处，都见不到他们。战争剥夺得最多的，是十岁以下孩子的性命。那庞大而寂静的虚空慢悠悠地升上来，从我们身上穿过。战争留下的孔洞，不似大坝或马路尚能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