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5/7页）

“最近我要抽一天时间，”我宣布，“带上我的弓箭，从宅邸⑩ 的栅栏溜进去。”蒙博托在金沙萨的宅邸坐落在一座公园之中，几匹斑马和一头可怜的大象就待在公园里扒草吃。

帕斯卡一听就来了劲儿。“哦，妈妈！我们去把那头大象杀了吧 ！⑪ ”

帕特里斯清醒地提醒我们，他认为弓箭是射不穿大象皮的。

帕斯卡才不管呢。“你见过它吗？妈妈的箭会把它射翻的，啪！库发⑫ ！”

伊丽莎白则思虑周详地问：“蒙黛莱，你要怎么煮大象肉呢 ？”

我们能吃的就是木薯、木薯、木薯。无论是带番茄皮的粉色木薯，还是带水芹叶的绿色木薯，终究还是木薯。如果能弄到大米或大豆，就不但能解馋，还可以平衡我们的氨基酸，否则，我们的肌肉组织就会消化自身——这个过程还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夸希奥科。当我们刚刚搬到基兰加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还以为当地的孩子肯定吃得太多了，因为他们的肚子全都胀鼓鼓的，往外凸着。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腹肌太弱，没法让肝脏和肠子待在原来的位置。我在帕特里斯身上看到了这种苗头。在金沙萨，任何食物要到达我们手上，都必得从内陆乘着破烂的卡车穿越根本无法通行的路面，所以即便你能找到吃的，那价格也贵得离谱。有时候，阿纳托尔会提起我们很久以前的一次谈话，当时我想解释清楚在我们家那里是怎么种庄稼的，如何在远离消耗食物的人群的地方，耕种成片成片的田野。如今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不安。这个主意很糟糕，至少对非洲来说是如此。这座城市是外国人所谓的“效率”错植于这片土壤上的产物。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住在这里，没人会怀疑这一点。这里是饥饿、传染病、绝望的聚集区，却伪装成了一片机遇之地。

我们甚至没法自己种庄稼。我的确尝试过，就在我们家后门的金属门框旁边，晾衣绳的下方。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帮我清出了一小块地，最后终于产出了几束苍白的、脏兮兮的芹菜和豆子，却在一夜之间就被邻居家的山羊啃了个精光。那户人家的孩子看上去太饿了。（那山羊也是。）我无法为这样的赠予感到遗憾。

至少，我们还有余地，我们还可以离开。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可以去亚特兰大再做尝试。为了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教书、组织当地人进行一些活动，我们留在了这儿，靠清汤寡水的工资度日，但我们仍然拥有邻居们无法理解的优势。我带儿子去美国打了疫苗，这种疫苗在扎伊尔无论什么地方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我看着他们全都活着来到这世上，而且谁都没有因天花或肺结核夭折。我们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然而在这里，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窗外的风景。城市是一座尘土色的阴郁家园，让我患上了想念内陆生活的思乡病。在比柯基和基兰加，至少我们总能从树上摘到点东西。没有哪一天，我们没见过花朵。时疫有时候会将村子毁灭，但它们总会终结，不会传播得太远。

我有时会好好地笑话一番以前的自己。记得我和姐妹们曾神经过敏地列出我们能指望的家底：橙子，面粉，甚至鸡蛋！即使在传教生涯最低潮的时期，照基兰加的标准，我们仍富有得不可思议。难怪我们不小心搁置在门廊上的任何一件家什都会在晚上找到一个新家。难怪当我们抽出口袋内衬表明自己有多穷时，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我们家门口紧锁眉头。镇上的人甚至连口袋都没有。他们看着我们时的感受，就好比我此刻站在蒙博托童话般的宫殿门口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则耸耸肩，把双手深深地埋进被他夺来的亮闪闪的矿脉之中。

“我记得你说过，刚果人不信独享财富那一套，他们相信自己的东西用不完就应该分享出去。”有一次，我对阿纳托尔这样说，想要来场辩论。

但他只是哈哈笑了起来。“你想说谁，蒙博托吗？他现在甚至都不算是非洲人。”

“好吧，那他是什么？”

“他就是个供白人摆布、人尽可夫的女人。”

阿纳托尔是这么解释的：如同故事里的公主，刚果生来富有，却招来嫉羡，引得各地的男人纷纷垂涎，都想在她身上予取予求。美国现在成了扎伊尔经济的老公，却不怎么讲道理。又是大肆剥削，又是装作高人一等，还美其名曰要使她免受本性里的道德沦丧之累。

“哦，我完全了解那是种什么样的婚姻。”我说，“我从小就亲眼见识了这么一桩。”

但我到现在才恍然明白，母亲最后将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搬到屋外，是作为告别基兰加的礼物。有这样的妻子，也有那样的妻子。我们中间只有身为异教徒的母亲才懂得何为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