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3/4页）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暴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 ”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听这些男人柔声讲述他们在茅草苫顶的棚屋里组织医疗团队、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蹲着栽种大豆、为学校安装发电机等种种事迹，确实是种安慰。他们冒着被蒙博托发现的危险，忍受着穷乡僻壤种种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留在了这里。在昂德当夫妇和他们的同类逃离这个国家后，他们不忍看到这里的儿童只能坐以待毙、忍饥挨饿。正如福尔斯修士很久以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

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终究难得一见，大多数时候，日子完全一成不变地过着。我觉得，如果说这种生活无聊，听起来实在好笑。若我小时候试过去想象如今在丛林里的这般生活，应该会被这种冒险经历惊呆吧。我现在倒也是挺呆的，却是因为艰难生活的单调乏味。到了晚上，我们就瘫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间、集市、诊所，以及我在农业学校开授的营养班之间来来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怀疑自己吸收的信息不及给出的多。而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们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饱肚子，可是蛋白质比钻石还要稀有。为了一个鸡蛋、几把豆子、一只珍贵的鸡或几条新鲜的河鱼，我整天都要讨价还价。要不然就搭个顺风车去科基拉维尔的集市，在罐装火腿这样的宝贝前驻足凝视，那可要花一大笔钱哪。有时，我还真买了下来！但今年冬天，阿纳托尔的体重下降了。我则瘦得更厉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让我着实有点害怕。或许，我又感染鞭虫了吧。圣诞节期间，我很确定我已经怀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并没有在怀。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体重下降的吧。不过还是不向阿纳托尔提这事为好。如果可能的话，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亲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儿。而蕾切尔，我只会更唾弃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喷射怒火的话。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终于采到了富矿，就是她那位极具白人品质、唯利是图的丈夫。我没法找到可靠渠道给母亲和艾达写信。蒙博托的邮政部长是蒙博托老婆的亲戚，去年一年，他已停发了邮政职工的工资，这样他就能用这笔钱给自己在提斯维尔盖栋豪宅。如今得花大笔的钱贿赂，或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向国外寄信。至于寄来的信件，我只能认为它们都堆在了利奥波德维尔的某个地方，等着被检查是否能从信里搜刮到钱或值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