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4页）

当然，阿纳托尔最忠实的狱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苏的一名修女，这把他的狱友都逗乐了。通往拯救的长木板 ！② 他们就是这么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后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们重逢的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并无多少信心，而且见谁跟谁急，顾不上拯救别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受够了“贫穷、贞洁、顺从”这种话，现在要旧装换新颜，让自己成为阿纳托尔的妻子。一辆医疗疏散吉普把我伪装成尸体，一路历经险阻，将我运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维尔郊外一座废旧的橡胶种植园。我的心上人，经历了三年并无正式指控的牢狱生活，最终获释，他正等在这儿，让死人复生。

我们选择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找到他认识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胶业从业者。但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离开了这个国家。不过还是有惊喜的：他见到了伊丽莎白姨妈，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来这儿找他。那时阿纳托尔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伊丽莎白在传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之后就没离开过。对阿纳托尔来说，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负孤儿的身份，现在却既有了亲戚又有了妻子，变化不可谓不大。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山羊厩。如今的计划则是用来作学校。科基拉维尔的部长颇为欣赏阿纳托尔，所以对他坐过牢的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聘他当该地区中学③ 的校长。我们还想推出农业拓展项目，培训以前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种田、自给自足。我自愿去诊所干活，一名几内亚医生每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的希望日趋渺茫。但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外国黑手轮番在幕后操纵，白人国王换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国顾问甚至在这里发起过一次选举，后来却恼羞成怒，因为当选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万·基赞加，卢蒙巴的副官。于是，他们就派军队闯入国会，重新选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国人想教我们民主的话，那这堂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纳托尔评论道。

“刺激得让人大气都不舍得喘上一口。”我也赞同。

他说我有多重人格：说林加拉语时，甜美、母性；讲英语时却尽是嘲讽。我告诉他：“尽瞎说——我说法语的时候，还是扫雷舰呢。那哪种人格让你最恼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额。“最让我恼火的是，我竟然这么爱我的贝埃内。”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吗？当邻居或学生们问我的国籍时，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他们都相信。

最近几个月，政府发给我们的薪酬日渐缩水，从接近于零沦落至彻底为零。我们告诉共事的人们，不必仅仅因为缺少资金就气馁。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私下里抨击蒙博托，都会冒脑袋被砸开的风险，这自然会让我们气馁万分。我们靠自己能找到的东西过活；听说有朋友们的消息时，总会先深吸一口气。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纳托尔的其他两名学生，在南边的一条路上被军队杀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装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响的二战时期的手枪。我们是在圣诞节那天听说这件事的，当时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前来拜访我们。他们现在住在基贡加，在他们之前说过的那座万巴河边的传教团医院里。能看见他们，我自然很高兴，但每次重逢都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他们离开后，我哭着入了眠。我几乎已经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梦中，猛地推开一扇扇窗子，让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