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安娜·普莱斯（第2/3页）

一九六○年八月末的一天，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一位名叫艾伦·杜勒斯的先生向刚果站站长发了封电报，暗示他尽早便宜行事，将刚果政府替换掉。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先生接到指示，应在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大胆行动——比如说政变。为此目的，即刻会有一笔资金支援，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但刺杀成本更低。一群亡命徒带着枪，泯灭了良心，听从他的差遣。而且，为周全计，还聘请了一位名叫戈特利布医生的科学家制作毒药（后来良心发现的医生在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他的毒药能在服用者体内生产致命病菌，就算不能彻底杀死卢蒙巴，也足以使之身残，难以担当人民领袖这一角色。

就在八月的那同一天，我当时所知的只是：我家里的痛苦似乎盈满寰宇。露丝·梅日渐衰弱，发着高烧。那天也是蕾切尔的十七岁生日。我把绿玻璃耳环用餐巾纸包好，希望能和我的大女儿稍稍缓和关系，和睦相处。与此同时，还要用浸湿的海绵为我的小女儿退烧降热。彼时彼刻，艾森豪威尔总统正下令接管刚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家宅就是整个世界，而他早已下定了决心。他想，他已经给过卢蒙巴一个机会了。刚果已经独立五十一天了。

德夫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蒙博托坐在一起，蒙博托刚刚晋升为上校。九月十日，他们让联合国提供一百万美元用以收买人心，美国国务院也已制订了政变的计划，让蒙博托接管整个军队。万事俱备。九月十四日，军队控制了独立而早夭的刚果共和国，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被软禁，包围他家的都是蒙博托刚收买来的士兵。

那些天，在我们为每天的面包伤透脑筋的那段日子，我还在灶间里放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聊以做伴。我从杂志上剪下这张照片，把它钉到揉面包用的案板上方。它已彻底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记得他的每一个细节：细框眼镜，斑点领带，亲切的笑容，祖父般的秃脑门犹如温馨明亮的电灯泡。他看上去慈眉善目，让人心生信赖。那是来自家乡的灯塔，让我想起我们此行的目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大早，也许我正为了做早饭而拨弄着火炉，卢蒙巴逃脱了。他得到遍布刚果全境的支持者网络的秘密襄助，从利奥波德维尔逃到了我们村乃至更远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对我说起这事。我们只是略略听说卢蒙巴有麻烦了。老实说，我们对西部正在下大雨，或许很快就会滋润我们那片干涸村庄的消息更感兴趣。结果，雨水给总理提供了庇护。利奥波德维尔前一天晚上就已成泽国。我可以想象到清冽空气那丝缎般的质感，刚果土地的气息蜷缩于苫顶的枯草之下。在浓密的雾气中，一名卫兵的香烟闪着神经质般的红光，他坐在那儿想入非非，咒骂着这寒冷，但说不定又因这雨而欢欣鼓舞——他极有可能就是农民的儿子。但不管怎么说，此刻仅他一人驻守在利奥波德维尔卢蒙巴被软禁的家宅的前门。旅行车在黑暗中急刹，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嘎吱的响声。卫兵起立，抻了抻制服，看见旅行车里全是女人。一车子上完晚班的女佣，正在回家的路上，前往城郊的棚户区。男孩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他整天都在忙着国家大事，没工夫和女仆、司机瞎扯。他竖起拇指和食指，让旅行车通过。

后座的后面，总理紧贴着女仆的及膝白丝袜，蜷伏于一张毛毯之下。

一辆标致和一辆菲亚特等在街口，先后跟上了旅行车。这三辆车往东驶去，出了城。搭乘渡轮穿过宽果河后，总理就从后座后边起身，伸了伸他那细长的骨架，和妻子波利娜及小儿子罗兰在这辆属于几内亚大使馆的车内相聚。之后，车子独自前行，继续东行驶往斯坦利维尔，忠于他的人正在那儿等着欢迎他们的首领，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定将重圆自由刚果之梦。

但路况极糟。烂泥对木薯的存活功莫大焉，对汽车而言却是滑铁卢。他们蜗行牛步地从晚上驶至拂晓，却终因爆胎而止步不前。卢蒙巴走到水沟旁已被碾平的草丛上，此刻仍是一身整洁，司机则在卖力地换轮胎。然而这番努力却使黑乎乎的潮湿路面变得愈发一团糟。当他再次发动汽车时，车子一动不动。卢蒙巴跪在烂泥里，贡献出自己的肩膀，一齐用力往前顶撑后杠。无济于事。他们绝望地陷在泥沼之中。只能等援兵。但因自由而来的狂喜仍在，他们充满了自信。在他们一行的后面，卢蒙巴的两位前内阁成员正坐着另一辆车，从利奥波德维尔赶来。

但运气太差。那两个人驶抵宽果河后，向某个一脸震惊的渔夫拼命打手势，却毫无效果。他们想让他去唤醒摆渡人。渡轮蹲伏于对岸的浅滩上，前一天晚上，卢蒙巴一行就是从那儿下船的。这两个流亡的要人均来自巴特特拉部族，在教会学校里学会了法语，却对利奥波德维尔以东、捕鱼为生的宽果部族的方言一窍不通。以前这并没有大碍；独立前，几乎没有人会去想整个刚果的地理。但此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清晨，这决定了一切。河面不算宽，他们能清楚地看见渡轮，能把它指认出来。但渔夫只是盯着这两人的城里装束，他们一尘不染的双手和嘴里发出的简直令人难以理解的音节。他可以看出他们满心绝望，他给了他们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