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巴嫩的玫瑰花（第6/8页）

“明摆着的事嘛，”布朗特说着，喝了一口酒。睡椅上的妇人没动也没睁眼。“当北方佬巡逻队或一个侦察兵来到那里，发现只有一个白人妇女、一个婴儿，还有三名惊恐的黑奴，可会发生什么呢……我希望她没朝他开枪。想想看：一个北方佬，一个北方佬啊，居然给露易丝·兰道夫毙掉了。有此殊荣的那只手，曾供给男人，男人们成瓶成瓶的上好威士忌；那只手四年之前还从不曾往火上添过一根柴。

“兰离家时十五岁。她（还是瘦瘦的，坚实得跟钉子似的，也许晒黑了点，还穿着同样的印花衣，用他记忆中的同样眼神越过篱笆，看黑奴犁地）教会了他读书写字，仅此而已。他坐在一辆大车上离开了家。那车由一辆散了架的轻便马车的前部制成，由一头骡子拉着。因老车夫已去世，一个女黑奴赶着车把他送到岔路口的店里。从那里他开始步行，尽量求搭便车，来到了县城火车站。他带着一件家织的衬衫，一把黑色猪毛粘制的牙刷，还用装发酵粉的罐子盛了一听自制肥皂粉裹在手帕里。以前他从没见过城镇，也没见过铁路。他坐着一个闷罐车到孟菲斯来，十六个小时没吃饭，没见光亮和其他东西；他甚至不敢问这车是否开往孟菲斯。十二个月后他写信给母亲说他攒了二百美元，她现在可以到他这里来了。她回信说她不来。离家两年后，他回乡探亲，那时他有了一千美元。故土没有变化：还是墙皮剥落的宽大房子，以往正规的草坪上还残存着模糊的花坛的痕迹；依然有两个黑人妇女；他母亲（外表上她一天也没变老）还穿着同样的印花衣，看着篱笆那边的黑童仆赶着骡子犁地，犁的速度还是很快。有七年他没再见她。后来他结了婚，成了银行的出纳，有了自己的房子。他见她还保持着他离家时的老样子，她再一次拒绝来孟菲斯，甚至连看一看都不肯。‘我不喜欢城市。’她说。这以后他大概每两三年见她一面，毕竟他成了银行行长之类的人物，也有了一儿一女，他老婆也正着眼于青年女子协会或国民警卫队。每回他去看她，她变化极小：都穿着相同的印花布。可房子却日渐衰破了。虽则当时他已是百万富翁，但她只让他对房子稍加修整，而不许他大兴土木。

“一天（他自个都五十岁了，拥有一个大家庭）他收到一封信。那信用铅笔写在一张毛边的包装纸上，潦草难读，字体骇人，像是瘫痪了的学童的手迹。他回到家（那时他开车回家）见邻居在房中而母亲躺在床上。她已轻度中风，但那枕上的面容还是不屈不挠、冷冷静静，为自己身体的不争气稍稍憋着一股怒气。虽说他不能把她载上汽车启程，他至少让她挪了个地方。他不得不给她弄辆马车，得买一辆。尽管她生活不能自理，他依旧没法使她稍微移向孟菲斯一点，只能把她搬到鸽棚路上的平房里。他把那房子也买下来，马车就停在房前的路上。那儿，在那十英亩的果园、花园和养鸡场上，她一住就是十二年。自从六十五年前那夜她乘南方运兵车离开，她就再没见过孟菲斯了。

“今天下午我碰见兰了。‘明天晚上她要来吃晚餐，’他告诉我说。‘我终于劝动她了。但得早早开饭，六点钟，她坚持要六点钟，因为她认定她八点半一定得回去。然而我还有时间给她找一辆马车。有个意大利菜农欠我钱，他给了我一辆马车，可那车得修理修理，还得漆一漆。’我刚才就在那儿。”布朗特说。“我和兰一块去看收拾马车的情况了，看他们怎么给车轮画条纹来着。”他手中握着的酒杯自从他再次倒满后就再没碰过。窗色已黑透。睡椅上的妇人躺着没动。枕头上她的面色平静，双目闭合，火光跳跳闪闪地照来，那面容更显得是一副纹丝不动的样子。“当她死了，就会是这副样子，”布朗特自忖，“在这个国家，在南方的女人们，不管是已赴黄泉的，苟延残喘的，还是寿比南山的，死后看来都会像这副样子。”随后他大声说，“我本以为……我曾担心——我怕我将永远不能给露易丝·兰道夫献花了。永远不能了。那是生命的终结，生命的全部。”

四

那长长的、宽大的餐厅里，摆着一张沉重的长餐桌，桌边挨着两排黑白礼服的闪闪发光的前襟。她坐在儿子右侧：一个身着黑衣的小个子女人，没有穿绸缎绫罗，没有任何珠宝首饰，甚至连结婚戒指也没戴。她头顶的那个褶边帽是洁净的白粗布做的，和黑人妇人们戴的一样。若以肌肉松弛论，她的脸算不上苍老；她面容的苍老更像木头或石头的那种年代久远，仿佛因饱经风霜，因时日流逝而自动地消磨了似的。她眼睛乌黑，手指发僵，关节肿大。她偷偷伸手去摸了摸那摆好的银器，又缩回手，同时用目光躲躲闪闪地瞟其他人的脸，去看是否有人注意她的举动。从她进屋在她高大、粗壮、肤色铁灰的儿子身边落座那一刻起，从她差不多是偷偷摸摸的小动作上，都可以看出一个生养在山间木屋的女人的警觉、戒备和隐隐约约的拘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