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毛般的呼吸（第2/9页）

“冰激凌机器的发明人就叫这个名字，”我说，“奥赛罗·卡塔布里格。”

卢卡点了点头。他跟冰激凌机器比跟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父亲当年买的是二手货，看来机器的寿命比冰激凌人的要长多了。

我觉得那名字好听极了，长短音节相互结合，很有韵律感，还蕴含着力量。叫这个名字的人，总有一天会研究出一项重要的发明。当奥赛罗·卡塔布里格在1927年申请专利后，他发明的冰激凌机器就传遍了全世界。奥赛罗·塔拉米尼，要是我父亲也叫这个名字，没准还就真研究出什么伟大的发明了呢。

“我们想叫他古斯配，”卢卡说，“跟爷爷的名字一样。”

“跟太爷爷的也一样。”

“没错。”

这是一个传统的名字，一个冰激凌人的名字。

我从酒店的房间拿着无绳电话拨通了冰激凌店的号码，母亲一接通电话就叫出了古斯配的名字，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接着还大声说：“是个男孩。”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孩子的性别了，事实上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把电话贴在耳边。

“真可爱啊，”母亲说，“长得可漂亮了，头上还没长头发呢。”这是一种刚当上奶奶的愉悦。

父亲也接过电话，说：“卓凡尼，你在哪儿呢？快回来，这么漂亮的小家伙，你肯定从来没见过。”

“我后天一到鹿特丹，就马上过去。”

“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在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个奇迹！”

电话里发出了沙沙声，还是店里的声音呢？我看着写字台上的烧水壶，看着夹着旅游信息的文件夹，看来现代艺术博物馆离酒店很近。

“你还在吗？”父亲问。

“在，索菲亚怎么样？”

“挺好的，她真是太棒了。对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卢卡呢？”

“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

也许孩子刚生下来，卢卡就又回到了厨房里。

那时候店里还没有无绳电话，我说：“我晚点打给他，他要做好多冰激凌，肯定很忙。”

“是啊，春天里冰激凌机器还没停过这么长时间呢。”

第二天我没有工作，跟国际诗歌节的组织方打了个招呼，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门上。阳光透过窗帘的一条缝隙照了进来，灰尘在那道刺眼的光线里打转。我想到了索菲亚的手，其实不该去想她的手，该想的是那个睡在妈妈身边的小男孩。画面是那么平和，梦里出现了那天鹅绒般的子宫。今天索菲亚就可以回家了。她的双手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仿佛一部一再重播的电影。按摩油，缠绕的手指，波浪式的运动。卢卡也享受过这种快感吗？我试图把画面暂停下来，好看清那个从床头柜里拿出来的瓶子里还剩多少按摩油。真是太舒服了，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想着当时的场景，还想要那双手。除了那双手，我别无所求，只是一种纯粹的欲望。

快十二点的时候，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是服务员，黑色的头发盘了起来，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门又啪的一声关上了。

直到后来，思念才向我袭来，是在我见过小古斯配之后。一到火车站，我就立刻赶到店里。那是五月里无云的一天，太阳高挂在空中。到店里时，我都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站在柜台后面，索菲亚在楼上，卢卡在厨房里，父亲在咖啡机后面。

“她在休息，”母亲说，“一会儿就下来。”

我摇了摇头，打算上楼去，很想看看那个孩子。

“让她再睡会儿。”父亲说。我经过他身边，直接上了楼。我上楼去睡索菲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而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我是个罪犯似的。

飞行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宝宝坐在我前面，是个三个月大的小女孩。妈妈抱着她在过道里转悠，好哄她入睡，而她就只顾着看周围的乘客，也包括我。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小宝宝，在巴塞罗那，在机场检票柜台的队伍里，在荷兰史基浦机场。我突然希望索菲亚会出现在到达大厅里，手里抱着古斯配，站在捧着玫瑰、拿着气球的人群中。在荷兰，还从来没人来机场接过我呢。

古斯配很小，衣服很大，侧躺着睡着了，手臂摆在身体两侧，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终于见到了，我想把他抱起来，紧紧地拥进怀里。

索菲亚睁开了眼睛，仿佛还没完全醒来，轻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只见她穿着内裤躺在床上，毯子丢在一旁。阁楼里很热，她也就没穿衣服，没盖被子。见到我倒也没被吓一跳。

“我想见他。”

她面带微笑看着古斯配。我们一起看着他，看着那扁扁的耳朵，那柔软的小脸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