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第5/8页）

“雄鸟终于唱歌了！”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它又是唱，又是叫，快听。”

我早就听见了，只要走进店里，就能听见。那只雄鸟叫起来就像店里养了一窝鸟似的，特别投入，特别有激情。仿佛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它的嗓子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现在又恢复了正常。

“它很兴奋，”父亲说，“因为它的女朋友死了。”

鸟不停地叫，母亲和索菲亚什么也没说，站在柜台后面，店里没有顾客，她们有的是时间来看雨发呆。

“看它多高兴啊，跟过节似的，真是太棒了！”

我看着那只雄鸟，根本不像那只沉默良久的小鸟。

“另外一只呢？”

“那只雌鸟？”父亲说，“别提了，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快听，它唱起歌来像个冠军似的。”

“你把它埋起了吗？”

“它一直不开口，原来是因为不幸福，因为害怕，没准还抑郁呢。”

父亲说这话的样子仿佛是实现了一项发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他的命运似乎又跟小鸟联系起来，而这次鸟还活着。

“快，快唱，你再也不用伤心了。”

母亲突然轻声哭起来，虽然没发出什么声音。她背对着我，我没看见眼泪，却注意到索菲亚把手搭在了母亲的肩膀上。

父亲并没有意识到母亲和索菲亚的沉默，只顾着听鸟叫。那只鸟叫起来声音刺耳，而且还叫个不停，间歇的时间很短。唯一的好处是过一会儿就适应了，道理跟时钟的滴答声一样。可是到店里来喝咖啡的客人都快被吵疯了。

“它这是高兴的，”父亲解释道，“它的女朋友死了。”

有的客人觉得好笑，而有的听了直摇头。

有人说：“你应该在笼子外面套个罩子。”

父亲的回答是：“它受的罪已经够多了。”

最后还是卢卡把鸟笼子提到了二楼的厨房里。店里的客人是听不到鸟叫了，母亲却得整天看着它，听它叫，他们的卧室就在厨房旁边。

每次我经过店外，进去跟她聊天，她就开始抱怨：“早上五点钟就开始叫了，它一叫，爸爸就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让它接着叫。然后还跑到楼下，作为奖赏挖了一勺糖又上来。”小孩子们很喜欢把那种糖撒在冰激凌上，把它们叫作“彩糖”。妈妈，加些彩糖可以吗？有时候这个问题一天要问三百遍。

“要是店里没什么事情可做，他就立马跑上楼去听鸟叫。”

我心里想，母亲是觉得父亲对那只小鸟的关注糟，还是这雨天更糟？从气象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并不会有什么明显改善，这应该是数年来开市开得最差的一年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不管天气好坏，都来买冰激凌吃。他们总说：“就算打着伞，也一样好吃。”又或者：“我们才不会因为这几滴雨影响了心情呢。”

这是鹿特丹人的个性，不过他们也一样期盼太阳的出现和漫长慵懒的白天。

索菲亚穿着一件玫红色的裙子，涂着玫红色的口红，辫子上的蝴蝶结也是玫红色的。她母亲是山里的美人，而她就是这个阴雨城市的美人。只见她对我微微笑了笑，不过却没有触及到我的内心。

卢卡在厨房里尝试新的口味，父亲在看鸟，我打算回公寓，拿一本诗集坐进刚买的二手沙发里。三个各忙各的。

几年后，我去参加马尔凯诗歌节，赤裸裸地躺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看着玫红色的墙纸。洗完澡，盯着罂粟花的图案，这才发现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玫红色的。从地毯到窗帘，从被子到床头柜，从桌子到电话，再到天花板。叫我惊讶的是，我看见自己的龟头也成了玫红色的。那天，在寂寞的巴黎，我想起了索菲亚的裙子，解开了在忧郁的春天里纠结成一团的线。

我明白弟弟为什么试着用橄榄油做冰激凌了，为什么把哈密瓜和薄荷混合到一起，为什么直到深夜还在研究配方，为什么索菲亚有时候晚上十点半就躺在床上，白天又整天盯着深深的水洼。小孩子们穿着靴子在水洼里蹦来蹦去。

夏天终于来了，来得非常彻底，一切属于夏天的迹象都出现了：淡蓝色的天空，潮湿的毯子，短裙，漫长的白天，眨眼的星星，雀斑，黄蜂，冰雹，还有晒伤的鼻子。夏天仿佛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长了，急匆匆地释放出一片生机。

卖冰激凌的人常说：“宁可春天，也不要夏天生意不好。”天晚了，也有人在酒吧里说：“最好在冬天，别在夏天里喝醉。”

天暖了，各种新口味也问世了。开店以来，柜台里冰激凌的顺序第一次被打乱，有的客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在巧克力冰激凌旁边不再是覆盆子味的冰糕，而是无花果杏仁冰激凌。过了一个星期，覆盆子冰糕又回到了原先的位子，而巧克力味却被咖啡豆蔻味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