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苔藓馆馆长（第15/25页）

面对如此辉煌、如此惊人的成就，除了哭泣之外，她没有别的选择。

一八六○年，大家都在读《物种起源》，每个人都在为之争论，却没有人比阿尔玛读得更仔细。她在所有对物竞天择进行的客厅辩论中不发一语——即使当她自己的荷兰家人谈起这一主题时——然而，她听进了每句话。她参加相关主题的每一个讲座，阅读每一篇书评、每一个攻击、每一个评论。而且，她反复阅读该书，怀着探究的精神，用赞赏的眼光。她是个科学家，她想把达尔文的理论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她想把她的理论拿来跟他的一起对照检验。

当然，她最重要的问题是，达尔文如何解决“普鲁登丝问题”。答案很快就显现出来：他没有解决。达尔文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相当精明地——他在书中完全避开人类的话题。《物种起源》谈的是自然，却从未公然讨论人类。达尔文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地打他手中的牌。他记录雀类、鸽子、意大利灵缇、赛马和藤壶的演化——却从未提过人类。他写道：“强壮的、健全的和幸运的总会生存，还能够繁殖。”却从未加上：“我们也是这体系的一部分。”有科学头脑的读者会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达尔文非常清楚。宗教头脑的读者也会得出这个结论，认为这是令人恼怒的亵渎——可达尔文并未真正说出来。因此他保护了他自己。他可以坐在他位于肯特郡的那栋寂静的乡村别墅中，天真无邪地面对公众的愤怒——对雀类和藤壶做简单的讨论，有什么害处？

就阿尔玛的观点来说，这一策略正是达尔文最伟大的天才之举：他没有讨论到整个问题。或许他将在日后讨论，可他现在并未这么做，并未在他谨慎、初期的进化论话题上这么做。这一领悟叫阿尔玛钦佩，她几乎惊呆地拍打自己的额头：她永远想不到，一位好科学家无须立即解决整个问题——无论在什么题目上！基本上，达尔文所做的，正是迪斯舅舅多年来尝试说服阿尔玛做的事： 他发表了优美的进化论，却只是在动植物领域内，从而听由人类辩论他们本身的起源。

她渴望跟达尔文对话。她希望她能冲过英吉利海峡到英格兰，搭火车南下到肯特郡，敲达尔文的大门，问他：“根据生物不断斗争的压倒性证据，你如何说明我的妹妹普鲁登丝的所作所为，以及自我牺牲的概念？”可近来大家都想跟达尔文说话，而阿尔玛并不具备必要的影响力，能安排一场和当红科学家的会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这位达尔文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她这才明白，这位先生不是辩论家。他或许也不会喜欢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苔藓学家辩论。他或许会和气地对她微笑，说：“可你看法如何，女士？”然后把门关上。

确实，当整个知识界极力想给达尔文下结论时，这位先生本人却出奇地保持沉默。当普林斯顿神学家查尔斯·霍奇控诉达尔文是无神论者时，达尔文没有为自己辩护。当凯尔文勋爵拒绝接受这个理论时（阿尔玛认为这很不幸，因为凯尔文会是个相当可靠的支持），达尔文没有抗议。他也没有讨好他的支持者。当著名的天文学家乔治·瑟尔写到，物竞天择的理论在他看来很符合逻辑，对天主教会不构成威胁时，达尔文没有回应。当圣公会牧师兼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声称，一位“创造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原始形式”的上帝让他感到自在时，达尔文一句赞同的话也没说。当神学家亨利·德拉蒙德尝试引发一场有关进化的《圣经》辩护时，达尔文完全避开讨论。

阿尔玛看着自由思维的神职人员投靠隐喻（宣称创世纪的七天，如《圣经》 所提及，实为七个地质纪元），路易斯·阿加西斯之类的保守派古生物学家们则气得眼睛发红，指责达尔文与其支持者们的卑鄙叛教行为。还有些人为达尔文而战——非凡的英国人托马斯·赫胥黎，能言善辩的美国人阿萨·格雷。达尔文却让自己和整个辩论保持英国绅士般的遥远距离。

另一方面，阿尔玛把每一个对物竞天择的攻击都看成是针对个人，就像她同时也私下对每一个肯定感到振奋——因为受到审视的不仅是达尔文的想法，同时也是她的想法。有时她觉得自己对于这场辩论变得比达尔文本人更为苦恼激动（或许也因此，他比她更可能成为这一理论的好代表），可她同时也因达尔文的保留觉得受挫折。有时候，她想摇醒他，叫他出手。她若是处在他的位置，早就像亨利一样马上展开攻击。她肯定早就让自己在过程中鼻子流血，不过，她也会让一些人的鼻子流血。她会使劲儿为他们的理论辩护（她不得不认为是“他们的”理论）……也就是说，倘若她发表理论的话。当然，她没有这么做。因此，她没有权出手。因此她没有说话。这一切都十分惹人苦恼、引人入胜、令人困惑。而且——阿尔玛不得不留意到——仍然没有人让“普鲁登丝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