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第9/13页）

在江孜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江孜一带的多雨天气，蒙蒙细雨从每天中午开始，一直下到日暮时分。约翰·纽曼的住处被安排在白居寺附近的一块山坡上，几顶土耳其式的帐篷在青稞地里围成了一圈。四周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树林和植物。

英国远征军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古鲁河谷的袭击事件使国内议会的争执变得空前的激烈。约翰·纽曼注意到，这些天来，荣赫鹏上校一直忧虑重重，愁眉不展，在潮湿、阴冷的雨季，仿佛军营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耐心。

荣赫鹏上校在一次散步时不无颓丧地向纽曼谈到，即使国会立即批准他向拉萨进军的计划，从战略上考虑，进攻时间也至少要等到雨季结束之后；如果在雨天进攻，英军漫长而脆弱的后勤供给线将面临被藏军切断的危险。

和荣赫鹏上校相比，布雷瑟顿显得比较容易接近。他常常在饭后来到约翰·纽曼的帐篷里聊天。布雷瑟顿早年曾在神学院读过几年的宗教史，但他对宗教的兴趣仅仅局限于知识和考证的领域，从不涉及信仰。和国内教会的某些神秘主义的教士的猜测一样，布雷瑟顿以为耶稣确有其人。他告诉约翰·纽曼，他几年前在加德满都任职时，曾在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做过一段实地考察，他感觉到，在那些佛教盛行地区，“甚至空气中都飘浮着耶稣的幽灵”。在印度南部，有人曾带他参观过一间阴晦的密室。据当地的佛教徒暗示，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并未马上死去。他依靠自己深湛的瑜伽功侥幸活了下来，晚年一直在印度的这间密室里潜心修行，并且活到了八十一岁高龄。

“克什米尔的情形也颇为蹊跷，”布雷瑟顿脸色肃穆地对纽曼说道，“圣经《旧约》中描述过的秀丽、安宁的山川和河谷在这一带随处可见，我觉得，克什米尔就是《圣经》传说中那样一个‘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

约翰·纽曼对于布雷瑟顿的那些言谈的反应是极为矛盾的，这就好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妓女的态度——既鄙视、厌恶，又充满着渴望。

布雷瑟顿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位在泰晤士河畔长大的年轻人进藏以后，显然被这里诡秘的神宠吓坏了，整天被一些荒唐的臆想和预感所缠绕。在江孜的这段时间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纽曼提及：“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悄悄地临近了。”

五月二日的上午，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出现了转晴的迹象，湿漉漉的草地上雨水未干，一些英军官兵便在泥泞不堪的山坡上踢起了足球。另一些士兵则来到江孜河边，与那些正在洗衣服的藏族妇女搭上了话头。这些女人好像并不在意士兵们温和的玩笑，但一旦谈话超越了某种范围，她们就赶紧抽身从河边离开了。

这天午后，几名游走四方的托钵僧在途经江孜城堡的时候，受到了英国士兵严密的盘查。这些托钵僧给约翰·纽曼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他们来时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进藏以来最大的一次佛事活动。近千名喇嘛和活佛围坐在一条河道的两岸，他们的诵经之声在几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听到。

约翰·纽曼在这天夜里悄悄溜出江孜，赶往集会地点。当时，他并不知道，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已经在那条河边默坐了七天，饥饿和寒冷已使他奄奄一息。

7

在江孜的那段淫雨霏霏的日子里，英国远征军在遥无尽期的等待中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荣赫鹏上校接二连三地得到报告：一些士兵渐渐丧失了自我约束力，他们频频袭击白居寺和江孜的古董市场，抢掠珍宝，骚扰妇女。而江孜的藏民已不像先前那样柔顺温和，他们极为隐秘的报复致使两名英军低级军官在江孜河畔永远地失踪了。

最坏的消息依然来自英国国内，在印度的寇松总督被突然解职，接替他的是衰老不堪的阿普西尔勋爵。这似乎意味着，在荣赫鹏进军拉萨的途中，他失去了最后一顶保护伞。四月中旬，荣赫鹏接到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电文中竟然以委婉的语气劝他辞职。

另一方面，拉萨的西藏官员已彻底放弃了与英国人谈判的希望。从康区汇集来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入江孜以北的山区，在卡罗山的南麓构筑工事和防御墙。那些刚刚汇集来的军队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其中金格尔枪的射程在两千码之外。荣赫鹏上校曾经命令先遣队朝藏军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尝试性的进攻，但遭到了西藏人顽强的抵抗。

五月三日凌晨，一夜未睡的荣赫鹏上校终于做出了一条大胆的决定。他命令在江孜驻扎的大部分军队由布雷瑟顿少校率领突袭卡罗山。荣赫鹏似乎预感到，如果不在西藏人的工事修筑好之前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那么这座绵延数里的防护墙迟早会成为英国人向拉萨进军途中难以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