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尔斯在卢浮宫（第2/15页）

用内景画的形式来展示欧洲艺术收藏大家所收藏的珍品，是17世纪以来确立的习俗。其中令人瞠目的例子是乔瓦尼·保罗·帕尼尼于1749年绘制的《西尔维亚·瓦伦蒂·贡匝伽主教的画廊》。这幅画绘制了摩尔斯在罗马的科隆纳宫里所见的藏品，尽管后面的背景看起来只是和科隆纳宫有几分相似。1831年，也就是比摩尔斯早一年，一位名叫约翰·斯加利特·戴维斯的英国画家刚绘制了一幅卢浮宫的内景图。摩尔斯很可能知道这件事，也许是由此得到的激励。不过，没几个美国人见过这样的画作。在那之前，还没有美国人绘制过卢浮宫的内景图。摩尔斯的内景图几乎是戴维斯画作的两倍大，摩尔斯从心底认为戴维斯的画作很一般，甚至有点儿老套。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画家中一直有人来巴黎。18世纪有名的人有本杰明·维斯特、约翰·辛格尔顿·考伯利和约翰·特鲁布尔，他们记录下了在这个城市的兴奋。特鲁布尔曾作为杰斐逊的客人，在杰斐逊位于香榭丽舍大道家中的书房里，第一次探讨了用绘画来纪念《独立宣言》的签署。在一张小纸片上，杰斐逊根据记忆画出了独立厅房间的布局。特鲁布尔就在这张纸片上素描出他想象中的情景的小型草图，就是这幅作品成为美国人所创作的最著名的作品。

伦勃朗·皮勒和约翰·范德林是后来到巴黎的画家。范德林在这里共度过了七年的时光。罗伯特·富尔顿既是画家又是发明家。在1797年到1804年间，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巴黎住一些日子。在这里，他作画，同时也做发明汽船和潜水艇的工作。

然而，在摩尔斯之前还没有美国人给自己定下一个如此之大、如此之难的、以巴黎为主题的创作计划。据摩尔斯估计，要完成这个计划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他已经决定要重新布局优美的方厅，即卢浮宫画廊核心的墙壁。他从博物馆收藏中，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经典画作安排在画布上。选取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需要雄心的工作，因为这意味着画家得花数日在卢浮宫来回走动，仔细研究约1250幅绘画，然后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把哪些作品囊括进来，如何布置。

当时挂在方厅中的画是法国当代的作品，多数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包括泰奥多尔·热里柯高度戏剧化的《美杜莎之筏》。浪漫主义艺术强调戏剧效果、色彩和用笔的激情，当时正处于高峰期。前一年，也就是1831年，在一年一度的卢浮宫当代艺术展——法国学术沙龙艺术展上，欧仁·德拉克罗瓦展现了他向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献礼的英雄主义巨幅作品《自由引导人民》。画中的主体人物是神色坚毅的自由女神，她裸露着胸脯，高举三色旗，带领着人民向着胜利冲锋。画家自己也以自由女神身边一位手握步枪、英俊坚定的公民的身份出现在了画面中。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德拉克罗瓦，曾在浪漫主义向学院派艺术冲击中担当过领军人物。

不过，摩尔斯本人的艺术是以学院派艺术为基础的，他对浪漫主义者以及他们的造反运动不感兴趣。因此，他选择的作品净是十六七世纪欧洲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作品，这些艺术家也是他最敬佩的。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些作品是他的同胞们应当认识、学会欣赏的作品。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是人们称为文化福音派圣徒的人。他要把这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欧洲艺术珍宝的信息带回国，带给自己的同胞，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促进祖国的发展。

这种思想并不是新出现的，杰斐逊就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巴黎期间购买了63幅画作，大部分是临摹的。他相信，这些画作就像他从塞纳河边的书亭中选购的成百上千册的图书一样，有助于提高美国人对美术和思想界的了解和鉴赏水平。

摩尔斯创作工程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把那么多的成名的经典之作汇聚在一起，这是他自己想象中的博物馆。他可以在国内举办展览，然而和卢浮宫不一样的是，他可以收费。他曾经对他的《众议院》画作也产生过同样的想法，但没有成功。不过，他觉得现在的主题和《众议院》有很大的不同，公众的反响会大不一样。他满腔热情，当时他从本质上就是满腔热情的人。

库柏喜欢他所见到的情景，喜欢这样的“轰动”。他养成了习惯，上午伏案工作，然后去卢浮宫（从家里步行1.5英里多，越过塞纳河）和摩尔斯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

我8点钟起床，读报，10点钟吃早餐，10点半拿起笔，一直工作到中午1点。然后脱下晨袍，穿上靴子，戴上手套，拿起手杖……去卢浮宫，看摩尔斯在高高的画架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