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中寻求解脱与救赎的人（第2/4页）

托尔斯泰家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富裕，这就要求负责操持家务的托尔斯泰夫人必须是个现实主义者，否则这个家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她认为自己所争取和捍卫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孩子们，这是上帝赋予她的神圣职责。但在托尔斯泰看来，这种凡事只想着自家利益的状态是极其自私、可耻的，是令人厌恶的。而在托尔斯泰夫人看来，托尔斯泰对家庭毫无责任感，他根本不爱这个家，不爱她，也不爱孩子们，他对她只有肉欲的需求，而没有爱的需求，他只知道贪慕虚荣、沽名钓誉，否则的话他怎么竟会想到要放弃作品的版权呢？说到底他根本不在乎她跟孩子们将来怎么活。

也正因如此，在《伊凡·伊利奇之死》和《克洛采奏鸣曲》中，我们才可以看到，在托尔斯泰笔下，家庭生活几乎都是灰暗的，令人绝望，没有爱，互不了解，也没有理解，更没有彼此的同情与怜悯，有的只是冷漠、误解与怨恨。而在《魔鬼》中，虽然婚姻生活看上去美好，却仿佛只不过是脆弱而又虚假的表象，轻易就被男主人公那无法自控的肉欲所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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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小说所涉及的问题以及素材，应该是托尔斯泰酝酿了很多年。

《伊凡·伊利奇之死》远没有《克洛采奏鸣曲》和《魔鬼》那么激烈，它压抑，极度的压抑。读它的感觉，有点像进入渐行渐深、空气稀薄的隧道，一直走到无路可走，最后窒息的过程。作为那个时代里典型的“三观正确”的人，伊凡·伊利奇以他认为正确的上流社会言行模式为参照，把握住了机会，稳步爬上了高等法院审判委员这一高位。他是上司眼中的优秀官员，为人稳重、品行端正、奉公守法、恪尽职守，还是谦恭有礼、处事公正的人。他办理公务“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而且甚至可以说技艺精湛”。他还有意“采取了一种对政府略有不满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强调公民权益的调子”。总之，他就是个各方面都没什么明显缺陷的职场赢家。哪怕是婚姻无爱、家中无趣，在他看来也是没什么的，因为他不仅学会了无视这一切，还知道用工作、打牌来平衡疏解。当然，他不文艺，品位平庸，但对切身利益却精于算计，从不做吃亏的事，他家里也只接待有用的“上流人士”。

但是，意外降临的绝症病痛转眼就打破了他精心营造的平衡，逐步将他逼入了绝境。令他绝望的不只是病痛本身带来的困扰与恐惧，更主要的还是周遭的冷漠，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颠覆——他意识到自己过往的一切都是不对的，周围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他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托尔斯泰为何要以如此细致的笔墨去描写伊凡·伊利奇病中那复杂痛苦的心理活动？是为了呈现病痛与对死亡的恐惧如何毁掉一个“轻松、愉快和体面”的人吗？他想传达给读者的应该是，像伊凡·伊利奇这样一个平庸的正常人在痛苦与绝望中开始的追问！开始追问，一个人才会有觉悟的可能，才会有自我救赎的可能，尤其是获得精神上的“重生”的可能。是，他确实不懂得什么是爱，既没有真正爱过谁，也没被谁真正爱过，可是在来到生命的终点之前，他开始追问了，并因此醒悟了，否定了自己曾信奉的一切，接受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对头”这个事实，他不再怨恨，也不再恐惧，他希望被原谅，并原谅了所有人——哪怕是那些正等着他死掉好腾出位置的人，因此他解脱了，“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而这，又有多少人真能理解呢？托尔斯泰是个很怕死的人，尽管他也喜欢以各种方式去不断思考探讨死亡的问题。他更是个喜欢追问的人。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他仍然被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煎熬着，在痛苦中不断地追问着。他最心爱的小女儿都劝他不要琢磨这些问题了，他却痛苦地反问：“不追问怎么行啊？！要追问！”就连伊凡·伊利奇都通过不懈地追问在临终时获得了解脱与重生，他为什么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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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采奏鸣曲》命运多舛。完稿之后，它是以手抄本和油印本来传播的。但没多久就引起了检查机关的注意，禁止它正式出版。虽然后来托尔斯泰夫人为此不得不去找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情，才获准允许这篇小说在作品集里出版，但仍旧禁止出版单行本。直到1903年这个禁令才取消。被禁的主要原因，显然不只因为那个杀妻者被无罪释放的案子，还因其对婚姻、家庭、爱情、欲望的冷酷剖析与无情抨击。《克洛采奏鸣曲》，一个如此美妙的名字，却又有那么激烈残暴的内容，估计书报检查官也被它的力量所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