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科姆·霍克（第10/26页）

“哦，见鬼，牧师，”布里尔先生一脸无辜地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她是专业的，我还以为她是业余的。”

说完这总结性的一句话，布里尔先生会笑得整个办公室发颤，弗里德曼先生会无力地捧着肚子，弯下腰，笑得说不出话来，沃德先生会盯着窗外，迸发出一阵短促的大笑，间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好像他严肃的天性不赞同这种玩笑似的，布里尔小姐会暗笑着转向她的打字机，说：“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太粗俗了！”

有时候，这种不正经的言辞会使巴斯科姆备感震惊，这种玩笑会触及他复杂的灵魂。于是他会走开，向着空寂处倾诉，扭动着他那张结实、多变的面孔，露出极其厌恶、反感的生动表情，这种表情在别的脸上看不到；他不停嘟哝的时候，身体因强烈的厌恶而哆嗦着：“啊，可恶！啊，可恶！啊，可恶！可恶！可恶！”——说每一个字，他都会轻轻地来回摇着头。

不过也有时候，巴斯科姆舅舅不仅完全接受布里尔这种极其粗俗、极其下流的亵渎之词，而且还会做出愉快的回应，他会骂骂咧咧、诡秘、狡猾、窃笑着予以反驳，一面说一面笑嘻嘻地斜眼瞅着他的听众们，他们的反应还会进一步刺激他，就像一个叛教的牧师，因第一次的堕落和放纵而欣喜若狂。

对于这间办公室的其他人——也就是说，对于弗里德曼、沃德和速记员缪里尔——这个老头简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起初，当他们发现他奇特的言论和服装、怪异的行为举止、极端且反复无常的性格时，有时候会觉得吃惊，有时会觉得滑稽可笑，而现在他们也都习以为常了。不管他做什么，或是说什么，他们已经不再感到吃惊，而且也没有任何感觉了，根本不觉得好奇。他们已经把他当作灰蒙蒙的生活日程中的一部分了。他们往往会习惯性地、神气十足地逗弄他——“逗一逗那个老孩子。”他们如是说道——然后会扬扬得意、自命不凡地挤眉弄眼，无伤大雅地合谋取笑他。他们的玩笑中包含了一些粗俗、不正经的内容，因为巴斯科姆比他们任何一位都要文雅得多。

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就算注意到了，他往往也毫不在意。他和大多数古怪之人一样，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自己是所有事件和各种感受的中心角色。他和他那些不同凡响的家人一样，一辈子都背负着“命中注定”的感受——他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以天意为轴心运转的，简而言之，时间可能会脱离轴心，而他却不会。只有死神才能撼摇他强大的自负，只有当他发现这些人在一个和他背道而驰的世界里前进，他们的行动干扰或动摇了他对宇宙的逻辑概念时，他偶尔才会大发雷霆，咒骂世道，对司机、行人或劳工大肆谩骂。

奇怪的是，在办公室所有的人里，最了解他、最尊重他的人倒是约翰·T.布里尔。布里尔先生是个崇尚自然欲望和激情的人：亵渎的言辞从他的嘴里一泻而出，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源源不断，汹涌澎湃。他就像一条鲸鱼游进了青蛙栖居的池塘，难受得诅咒个不停——他会诅咒一切，诅咒任何人，不管是随意的还是无意的。不过，在说到巴斯科姆时，他的诅咒并不针对个人，而且微微地透出一丝敬重。

因此，他会这样对巴斯科姆舅舅说：“妈的，霍克，你有没有给梅登的那个事情想出个名称？那家伙天天打电话问。”

“哪个家伙？”巴斯科姆一本正经地问，“坎布里奇的那个吗？”

“不是，”布里尔先生说，“不是他，是另一个王八蛋，多切斯特的那个。要是给他妈的那个家伙想不出个名称，我该怎么给他说呢？”

这虽然是一些粗俗、具有象征性的对话，但是言语背后常常透出一丝冷静的善意——在“他妈的”和“你妈的”之间可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而对他的其他同事们，布里尔先生既不会心存善意，也不会如此和蔼文雅。

布里尔是个大块头的人：他六英尺二三英寸高，体重将近三百磅。他头顶全秃了，露出粉红色的头皮，亮亮地发着光；红润的满月般的大脸上吊着个笨重下垂的双下巴，看着就像个大鸡蛋。他厚重、从容、洪亮的声音里时常透出一种欢欣、强烈的猥亵意味：这是他的生活结构中最明显的部分，是他所独有的、自然的表达方式。当然，这不能怪他。他的形容词比较有限，经常重复——不过，荷马不也是这样嘛。他和荷马一样，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替换他所使用过的、且自我感觉极好的词汇。

他是个好色却单纯的人。和其他那些人相比，他就像巴斯科姆一样，似乎属于这个世界上某个更早、更富有、更伟大的年代，这也许就是他俩比办公室里其他人更能相互理解、关系更为亲密的原因吧。其他几位——弗里德曼、布里尔的女儿缪里尔和沃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部分，都是街头那些喧闹、拥挤、毫无生机、无尽人潮中的一分子。可布里尔和巴斯科姆却是千里挑一，甚至百万里挑一的人物：要是有人在人海中见过他们，他准会目送他们离去；要是有人和他们交谈过，他永远也忘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