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9/40页）

这是黑尔韦格36，他修了面剪了头发，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运气突然发生了大转变。两个月前，他还在崇拜者的簇拥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轿式马车，由巴黎出发，前往巴登参加战斗，宣称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37现在他从战场回来了，追随着他的却是一大堆漫画，敌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责备……一下子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完了，不仅如此，从残缺不全的布景背后还露出了破产的征兆。

我离开俄国时，奥加辽夫给了我一封介绍黑尔韦格的信。他是在他声名最盛的时候认识他的。奥加辽夫在思想和艺术问题上很深刻，但从来不懂得识别人。任何人只要并不无聊和庸俗，都能得到他的好感，艺术家尤其如此。我见到黑尔韦格时，他与巴枯宁和萨佐诺夫都保持着深厚友谊，因此我与他很快熟悉了，但接触不多。1847年秋我前往意大利；回到巴黎后，我没有见到他——关于他的不幸经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几乎就在六月事件的前夕，他来到了巴黎；在巴登的错误之后，他是首先在我这里得到友好的接待的，以后他便时常到我家中来。

起先有许多原因妨碍了我与这个人的接近。他缺乏那种单纯、开朗的性格，那种凡是禀赋不凡、个性坚强的人无不具备的豁达爽直的气质，而在我们俄国，这几乎是与天才不可分割的。他不露声色，城府很深，与人落落寡合，喜欢偷偷享受一切；他带有一种男人所缺少的娇气，斤斤计较于日常的琐事，舒适的生活，自私心漫无边际，变得不顾一切，达到了幼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然而对这一切，我认为不应由他本人负责。

命运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女人，她用自己头脑里的全部爱情爱着他，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因而鼓舞了他的利己主义倾向，助长了他的弱点，使它们在他自己的眼中变得十分美好。结婚以前，他很穷苦——她给他带来了财富和舒适的环境，成了他的保姆、管家和护士，他一分钟也离不开的低级必需品。她在他面前只是一粒灰尘，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始终效忠于这位“歌德和海涅的继承者”。然而同时她又用资产阶级奢侈逸乐的鸭绒被褥侵蚀和扼杀了他的才华。

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靠妻子供养的丈夫，使我很生气；我承认，看到他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我还是有些高兴的，因此当埃玛不得不把被我们称作“烫金精装本”的住所变卖，把那些“男女风流神”38（幸好这不是农奴，只是一些青铜制品）一个个半价出售时，老实说，我对她的啼哭简直无动于衷。

我得在这里停一下，先谈几句他们以前的生活和结婚，这件婚事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德国精神的印记。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女人，有不少头脑里的热情，也就是虚构的、幻想的、不自然的、文学故事中的热情，一种夸大的、来自书本的、人为的、没有热情的热情，她们总是没有充足的原因便准备大惊小怪或者痛哭流涕——这倒不是弄虚作假，只是以假当真，一种心理上的失控状态，审美上的歇斯底里症，它没有什么害处，只是给她们带来了许多眼泪、欢乐和悲伤，许多消遣、感受和趣味！像贝蒂娜·阿尔尼姆39那样聪明的女人，尚且终生没有摆脱这种德国病。形式可能改变，内容可能不同，但是不妨说，对事物的心理处理方法却是一样的。它们无非是同一曲调的变奏，爱情泛神论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大自然和对人的宗教式性爱关系和理论性钟情态度；不论大自然的世俗女祭司，还是隐修院的“基督的新娘”40，那些从祷告中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的女人，都是不排斥这种理想主义的贞洁和理论上的情欲的。她们全都希望真正成为有罪的妇女的结义姐妹呢。她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奇，也是出于对堕落的同情，尽管她们自己从来不敢这么做，但别人的罪过，她们总是加以宽恕，哪怕别人并不要求她们宽恕。她们中间最热烈的，尽管不敢亲自尝试，但体会到了情欲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她们是在间接状态中“自觉自愿地”从别人的书本和自己的原稿中，经历了一切罪恶的诱惑。

狂热的德国女人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对天才和伟人的偶像崇拜，这种虔诚精神来自魏玛，开始于维兰德41、席勒和歌德的时代。由于天才不多，海涅远在巴黎，洪堡42又太老了，太实际了，她们只得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拜倒在一些较好的音乐家和不坏的美术家的脚下。李斯特像闪电一般射进每一个德国女人的心坎，在那儿烙上了一个高额角的、向后披着长头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