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7/40页）

“怎么样？”她问。

“塔塔好像睁开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说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用干得裂开的发黑的嘴唇笑了笑。从这时起，她逐渐复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险，给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们，但最坏的还是那种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蚀你的精力，使你疲惫不堪，让你感到委屈，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扮演旁观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亲手搂抱过一个婴孩，感到过他怎样逐渐变冷，变重，变成石头的人，凡是听到过他最后的呻吟，意识到那虚弱的身子在祈求怜悯，祈求拯救，希望让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过放在桌上、裹在粉红缎子里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过镶花边的洁白外衣把蜡黄的脸色衬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会想：“恐怕又有一个小棺材要出现在桌上了吧？”

灾难是一所不祥的学校！当然，一个人经历的灾难多了，忍受能力也会增强，但这是由于他的心灵创伤多了，感觉迟钝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人却不能不对他经历的一切心有余悸。他失去了对明天的信心，而没有这种信心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得无动于衷，因为习惯了各种骇人的思想；终于他害怕灾祸，也就是害怕再度经历那一连串痛苦的煎熬，一连串心灵的刺激，那是不会随着乌云一起从记忆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纯粹神经质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过去后，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达；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结了薄薄一层霜，但是尽管天冷，尽管时间还早，林荫道上已到处是人，报童们在大声叫嚷——五百多万张选票已把绳索捆绑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29

无依无靠的奴仆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在这多灾多难的紧张时刻，一个人进入了我们的圈子，带来了另一类的不幸，它们对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对公众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个人很快接近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已挤进了我们中间……在平时，我与人认识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时，我再说一遍，与平时不同。

神经全部暴露了，变得敏锐了，无关紧要的会面，无足轻重的回忆，也会引起身心的强烈震动。例如，我记得，炮轰以后三天，我在圣安东郊区一带漫步，一切还让人看到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到处是断垣残壁，街垒还没拆除，女人和孩子胆战心惊，脸色苍白，在瓦砾中翻检，不知要寻找什么……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这一幅骇人的画面。过了一刻钟，有人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是杜维亚特30，一个年轻的鼓动者，从前在德国像卢格一样热心宣传一种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国。

他面色苍白，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装。

“我的天！”他说，“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您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我在纽约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欧洲发生的一切，马上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凑了一笔钱，坐上了轮船，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昨天在勒阿弗尔，我知道了最近的变化，但我的想象力不足，还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又彼此端详了一会儿，两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我不想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杜维亚特激动地说，样子真的像一个年轻的利未人31的先知。“我要离开这儿！马上就走！再见，我到德国去！”

他走了，但被关进了普鲁士的监狱，在那里蹲了六年多。

我还记得《喀提利纳》这出戏32，那是刚强果敢的大仲马在自己的历史剧院33中上演的……要塞里挤满了戴镣铐的犯人，容纳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关押，或者被流放，亲人们从一个警察局跑到另一个警察局，像幽灵似的哀求警察告诉他们谁死了，谁还活着，谁给枪毙了，但大仲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罗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我去看了戏。起先没什么。赖德律-洛兰是喀提利纳，西塞罗是拉马丁，讲的全是堆砌辞藻的典雅句子。叛乱被镇压了，拉马丁带着“死亡”走过舞台，场面换了。广场上遍地尸体，远处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间，还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鲜血……我感到窒息。不久前在这戏院的墙外，在周围的街上，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这种情景吗？只是那些尸体不是纸板糊的，鲜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颜料涂的，而是来自年轻的活人的血管……我在突然爆发的怒火中跑出了剧场，诅咒着那些疯狂鼓掌的市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