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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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问“大先生”，你如何避免第二次死亡？

他回答：“从短期来看，答案很简单。家庭。我希望我能够活在我们家族后几代人的心目中。如果他们记得我，为我祈祷，那我就能够以某种形式还活着。我们一起创造了那些记忆，那些欢笑和眼泪。

“不过就算那样，也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他用唱词回答我。

“如果……如果我做得还不错，那么，有一代人会记得……记得我，或许两代人……但是最终……他们会问：‘他是谁来着？’”

我反驳他。但开口没说几句我就打住了。我意识到，拿我自己来说，我就不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曾祖父长什么样子。就算是关系很紧密的家族，牢固的关系又能够维持几代人呢？

“大先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信仰是如此的重要。这是一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拉住的上山下山的绳索。或许很多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再记得我。但是我所相信的，我所接受的——关于上帝，关于我们的传统——却能够生生不息地传下去。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亲们，我父母亲的父母亲们，传给我们的。如果这些传统能够被我的孙子孙女，我孙子孙女的孙子孙女们继承，那么我们就有了，你知道……”

传承？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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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回布道会去了，我说。

“没错。来，帮我一把。”

我意识到房间里除了他只有我。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从椅子里站起来。这离开他站在布道台上用洪亮的声音演讲，而我坐在人群中完全被他所吸引，多少年已经过去了？我努力不让自己再想下去。我笨手笨脚地走到他后面，嘴里数着“一，二……三”，扶着他的胳膊肘帮他站起来。

“啊，”他吐了口气，“老喽，老喽，老喽。”

我打赌你一定能够再来一次很棒的布道。

他抓住助步器。听到我的话，停住了。

“你真的这样想？”他轻声问。

当然，我说。毫无疑问。

他们家的地下储藏室里，有记录着“大先生”、萨拉和孩子们早年生活的录像带。

有五十年代初期，他们抱着第一个孩子沙洛姆，逗他玩的影像。

有几年之后，他们和双胞胎女儿，奥娜和蕾娜在一起的影像。

还有六十年代，他们推着最小的女儿吉拉尔的录像带。

尽管影像已经略微有些模糊，但“大先生”脸上快乐的表情却依然呼之欲出。他抱着，搂着，亲吻着他的孩子们。他看起来似乎是注定要成为一大家子之长的。他从来不打孩子。他几乎没有高声训斥过他们。他给孩子们留下的是一小段一小段温馨时刻的记忆：午后从教堂漫步回家，陪几个女儿晚上做功课，一家人在安息日的晚上吃一顿长长的晚餐，边吃边交谈，夏日里陪儿子玩棒球，转过身子把球从头顶抛出去。

有一次，他开车带沙洛姆和他的小伙伴们从费城回来，快要经过一座桥的收费站的时候，他问那几个男孩是不是准备好了护照。

“护照？”他们问。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你们就想进入新泽西？”他叫嚷道，“赶紧，赶紧藏到毯子下面去。屏住呼吸！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后来，他一直拿这件事情和他们开玩笑。就在汽车后座的那条毯子下，一个家庭故事就这么诞生了，一个父亲和儿子会记住几十年的笑话就这么诞生了。一份家族的记忆。一次一个记忆。

他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的儿子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拉比。大女儿是图书馆馆长。小女儿是一名教师。他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有一张照片，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大先生”说。“每当我觉得死亡快要临近的时候，我会看着那张照片，每个人都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会对自己说，‘阿尔，你干得还不错。’

“‘你的不朽就在其中’。”

教堂

我走进教堂，一个额头高高，身材瘦削的男子朝我点点头，递给我一个白色小信封，那是为人们捐钱而预备的。他示意我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屋顶上的大洞似乎就在头顶。黑黑的一个大窟窿，淌着水。木条地板上放着的一列红色水桶，承接着不断滴落的雨水。

大多数长椅都空着。靠近讲坛的地方放着一架可移动的风琴，有个人坐在风琴前，不时奏出一个和弦来，边上的鼓手配合着——嘭，嘭——打在某个节拍上。小乐队的演奏在大厅回响。

亨利牧师站在一边。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衣服的前裾后摆在飘摇。在他的几番盛情邀请之下，我决定来参加他主持的礼拜。我自己都不太肯定我为什么会来。或许是因为好奇。或许，说得更直接点，我是来看看他是否值得我信任，值得我捐钱给他。我去之前我们已经交谈过数次。他对他的犯罪历史毫无隐瞒——贩毒，滥用枪支，监狱生活——尽管他如此坦诚是件好事，但毕竟，如果计较他的个人历史，那你是绝对不会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值得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