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5/19页）

“呵，从底特律大老远赶来了啊，”他说。

他的亲人们帮他站了起来。

“来，让我们说说话。”

他慢慢移出来，扶好助步器。坐在靠走道位置的人都往里缩了缩，但好像又都准备好了随时伸出手来帮他一把。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对“大先生”的敬畏和关心。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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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走几步，他都要停下来和人打招呼。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在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小办公室就在他以前的大办公室对面。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在这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里和“大先生”单独面对面。和他待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在外面，感觉很特别。

“你妻子也来了吗？”他问。

和我家人在一起。

“很好。”

他对我妻子一直很和善。而且也从没有就她的信仰问题对我有意见。在这一点上，他很照顾人。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很糟糕，他们逼我吃东西。”

谁啊？

“那些医生。”

那就吃一点嘛。

“不，不行，”他握紧了一个拳头。“今天我们禁食。这是我一贯的传统。我希望能够坚持我的传统。”

他放低了拳头，手不自主地抖个不停。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我们都想逃离它，”他似乎在喃喃自语。

变老？

“变老，我们可以接受。但真的老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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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的布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他的亲戚中最年长一个阿姨过世后，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双亲早已过世，他的祖父母更是早就落土为安了。站在阿姨的墓碑前，他意识到了一个简单，但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事实：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之下，当你被排到了最前面，当你再也不能够躲到后面想“还没有轮到我”时，该怎么办呢？

现在看到“大先生”坐在书桌后，我悲哀地想到，他在他们家族的这个名单上占据头号的位置已经有很多年了。

你为什么不上台讲道了？我问。

“我不敢想象，万一我讲错了一个字，万一我在关键的时刻忘了词，我会失去……”

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的。

“不是我，”他纠正我说，“是听众们。如果他们看到我头脑混乱……他们会想到我快要死了。我不想吓着他们。”

我应该知道，他首先想到的，总是我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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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在天堂里，有一本巨大的，沾满了灰尘的生死簿。每年的赎罪日，上帝都会翻出这本书，用一支鹅毛大笔在里面圈圈点点——打钩，打叉，打钩，打叉——要么生，要么死。我总是担心我祈祷得还不够虔诚，我需要把眼睛闭得更紧一点，祈祷上帝的笔不要划过我的名字。

一般人面对死亡，最害怕的是什么？我问“大先生”。

“害怕？”他想了一会儿。“一方面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去向哪里？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是个大问题。

“是的，但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什么？

他向我靠了靠。

“被人遗忘，”他低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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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住处不远有座公墓，墓地里最早的墓是十九世纪留下的。我从没有看到过有人来给这些墓碑献花。大多数人路过这里，读了读墓碑上的字，然后说：“哇，看看这有多古老。”

我想起了这些墓碑，是因为在“大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诵读了一首美丽而哀伤的诗。那是托马斯·哈代写的，描述一个人在墓碑间穿梭，和亡者对话。那些新近被埋葬的为那些很久之前被埋葬、已经不为人所记得的灵魂而感叹。

他们早被世人遗忘，

如同没有存在过，

那是失去生的气息之后的再次失去，

是第二次的死亡。

第二次死亡。那些养老院中无人探望的老人。那些冻死在街头的流浪汉。有谁会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悼呢？谁会记得他们曾经活过呢？

“大先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去俄国旅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东正派教堂。教堂里有个老年人，独自站着，念着悼亡祷告词。出于礼貌，我们问他在为谁祈祷。他抬眼看了看我们，回答道：‘我在为自己念。’”

第二次死亡。就是你死了，没有人会记得你。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有那么多人努力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要为人所知。成名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多么重要。为了出名，我们唱歌，自曝家丑，减肥，吃虫子，甚至自杀。年轻人把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发到网上，广而告之；在自己的卧室架起照相机。就好像我们在呐喊：注意我！记住我！但恶名声是持续不了多久的。那些名字很快被人们淡忘，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