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萨迪与将军 第十九章（第6/11页）

但是，1962年秋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摇撼你天花板的小脚丫的脚步声。楼上一家搬走之后，西尼利街214号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诡异。我想念萨迪，极度担心她。深思熟虑之后，你几乎能够猜个十有八九。我对于她丈夫的担心，埃利·多克蒂和德凯·西蒙斯没有严肃对待。萨迪自己也没有严肃对待。就我所知，她以为我是要拿约翰·克莱顿来吓唬她，好阻止她把我从她的生活中完全挤出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清楚，如果把萨迪这部分去掉，她的名字跟多丽丝·邓宁的名字只有一个音节之差。没有一个人清楚和谐效应。而这效应看起来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就因为我出现在了过去的国度。既然如此，要是萨迪身上发生什么事，到底是谁的错呢？

噩梦再度出现。有关吉姆拉的梦。

我停止监听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开始长距离地散步，下午开始，直到晚上九点甚至十点才回到西尼利街。一边散步，一边思考李。他现在在达拉斯一家名叫贾加尔斯一奇利斯斯托瓦尔的形象艺术公司当影印实习工人。或者思考玛丽娜，她暂时跟一个新近离婚名叫埃琳娜·霍尔的女人住在一起。霍尔在乔治·布埃的牙医诊所工作。

那天开皮卡车把玛丽娜和琼从梅赛德斯街的垃圾堆里接出去的正是牙医。

主要思考的还是萨迪。萨迪。还是萨迪。

有一次散步时，感到又口渴又沮丧，我停下来，走进附近一家名叫常春藤小屋的酒店。自动唱片点唱机关掉了，顾客异乎寻常的安静。当服务员把啤酒摆在我面前，然后立即转身看吧台上的电视机时，我意识到大家都在观看我要拯救的人。

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眼睛下面现出深深的眼圈。

“为了阻止这种侵略性的军备增加，已经启动了针对所有运输到古巴的进攻性装备的严格封锁。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的船只，如果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一律被遣返。”

“耶稣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惊叹道。

“他知道苏联人会怎么应对吗？”

“闭嘴，比尔，”酒吧招待说，“让我们继续听。”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肯尼迪继续说，“把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

酒吧一端，一个女人呜咽了一声，抱住肚子。

她身边的男人用一只胳膊揽住她，女人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在肯尼迪脸上看到的恐惧和决心参半。我看到的还有生命——一种对当前任务的高度投入。

距离他被枪杀的日子还有整整十三个月。

“作为一种必要的军事警戒措施，我已加强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今天从那里撤离了我们全体人员的家属。”

“大家的酒钱由我付，”那个叫比尔的牛仔突然高声宣布，“因为看起来世界末日不远了，朋友。”他放两张二十的钞票在他的酒杯边，但是酒吧男招待没有去拿。他盯着肯尼迪，后者正在呼吁赫鲁晓夫取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意味的威胁”。

给我端酒的女服务员，一个五十岁上下、看起来精疲力竭的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突然大哭起来。这让我下定决心。我从凳子上起身，从坐满男男女女的桌子旁边绕过去，他们正在看电视，严肃得像孩子一样。我溜进冰激凌机器边上的一间电话亭里。

接线员让我前三分钟投五十美分。我丢进两枚二角五分硬币。公用电话发出洪亮而柔和的声音。隐隐约约地，我还能听见肯尼迪用那带着新英格兰鼻音的声音在讲话。现在，他正控诉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个骗子。这不是胡扯。

“正在连接，先生，”接线员说。然后她脱口而出：“你在听总统演讲吗？你要是没有听的话，你应该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

“我在听。”我说。萨迪肯定也在听。萨迪的丈夫打着科学的幌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大量预告世界末日的废话。萨迪耶鲁大学毕业的政治家朋友告诉过她加勒比海将爆发重大事件。一个爆发点，可能是古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抚慰她，但这不是问题。

电话响了很久。我不喜欢。在约迪她星期一晚上八点半能去哪儿呢？在看电影？我不相信。

“先生，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

“我知道了。”我说，听着李的口头禅从我嘴里冒出来，我做了个鬼脸。

挂断电话时，我的二角五分硬币掉进了返回槽里。我准备再投进去，然后又想了想。打电话给埃利女士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埃利女士的欢心。德凯也是。他们会告诉我别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