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第3/12页）

诊所也帮助那些想离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应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亲人被联军误杀而索要赔偿的女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找到我们，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轮奸后想把她卖到妓院。这种事并不罕见，因为被强奸的女孩没有出嫁的希望。但较之时有发生的强制殉节，家人这种安排还算有点人情味。

娜吉达姐妹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女人，并时常将问题反映给地方议会和政客。她们并不试图“解放”伊拉克妇女——不管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教她们创业。娜吉达和她的团队倾听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娜吉达找了个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后女孩进了监狱。对她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了几次诊所，打算把这项服务推广到别的社区。这时卡齐米终于回复了我们，同意见面。我一边与他确定细节，一边与伊斯塔尔加尔的连队商讨护送事宜。

“很久没人走那条路了，”一名连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路上或许还有二〇〇四年留下来的炸弹。什么都可能发生。”

这可不是你想从一名强悍的军人口中听到的话。去伊斯塔尔加尔之前，我已有过几次军车护送的经历，但连长的评估，还有见面时士兵们一脸的紧张，让我产生了在军队里他们说的“高恐慌系数”[23]。负责护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阄输了，对于危险他们都心知肚明。“等着被炸飞吧。”我听见一名士兵对同伴说。上路后，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是我那一脸厌倦的翻译——一位矮胖的逊尼派穆斯林，人称“教授”。

“他们为什么叫你‘教授’？”我问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教授，”他说，一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似乎在强调这一点，“在你们搞垮这个国家之前。”

尴尬的开场白。“你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场战争……”

“你们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说，“然后送到伊朗嘴边。”

他冷笑一声，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目养神。我假装看见路旁有什么而侧过头去。普通翻译不会这样和美国人讲话。我们陷入了沉默。

“伊斯塔尔加尔，”我终于找到了话题，“意思是‘自由’，还是‘解放’？”

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缝，乜斜着看我。“伊斯塔尔加尔？伊斯第克拉尔[24]是‘独立’，”他说，“伊斯塔尔加尔什么也不是。它的意思是美国人不懂阿拉伯语。”

据说教授在萨达姆时代手上也沾过血。无论真假，他是我们最好的翻译。但他不是个理想的旅伴。他双手合抱，两眼紧闭，或是在打盹，或只是不想说话。

车窗外满眼荒凉，没有树木和动物，也没有一丝植被或水源——这片土地一无所有。当人们描述伊拉克时，他们常提起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在那部以世界末日为背景的三部曲中，一群身穿虐待狂服饰的摩托车手穿越沙漠，为争夺汽油斗得你死我活。我在伊拉克从未见到过这幅景象。除了在什叶派的某个诡异的节日，人们用锁链相互抽打外，你在这个国家再也见不到恋物癖的痕迹。现在这里连个活物都见不着，我倒很期待视野中出现几个人影，即便是戴皮面具、穿露臀皮裤的机车党。可惜战争不是电影。

我们抵达水厂时卡齐米还没到。这是一座庞大笨重的建筑，旁边立着一排巨大的混凝土圆柱，顶部有金属管道连接。我们找到主楼，铁门在烈日下已锈迹斑斑。我们推了推，大门纹丝不动。

“长官，让我来。”一名魁梧的陆军中士自告奋勇。他朝其他士兵微微一笑，无疑要让所有人瞧瞧：和国务院派来的人相比，陆军是多么强壮、多么擅于开门。他推了一下，没有一丝动静。大多数士兵都注视着他。他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后退一步，猛地撞向大门。一声巨响之后，门仍旧岿然不动。他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开始骂娘，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他退到十五英尺开外，全速冲向大门。防弹衣与铁门相撞发出一声巨响，伴随着吱呀一声，门缓缓开启。士兵中响起零星的欢呼声。

里面很暗，铁锈味扑面而来。

“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长官。”中士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护卫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把我送到这么个地方。

“教授，”我说，“我们需要和卡齐米通话。马上。”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憧憬着养蜂项目的未来。在我脑海里，“伊拉克寡妇蜂蜜”出现在美国超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5]也客串了电视广告：“请品尝伊拉克自由的清甜。”拨了差不多三十次电话后，教授确认卡齐米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