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第3/5页）

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黎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指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表决。

5月8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多获数票勉强超过半数。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

正在这时，张勋忽然来电说，内阁及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不能变更，如果国会反对，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对付国会。

5月8、9两日，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蠕蠕而动。10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这些“公民团”从四面八方聚集有2000余人，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议员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们拉下车来施以殴打，当场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吴宗慈、郭同等10余人，田桐受伤最重。“公民团”推举代表张尧卿等到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了议长汤化龙，要求在秘密会议上允许他们列席旁听，汤以不合议场规则加以拒绝。他们公然威胁国会必须当天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对国会和议员将采取激烈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众议院门外布满了武装警察，议场的四面便门都有佩带手枪的警官把门警戒，对议员们加以“保护”。被保护的议员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们却可以出入自由。

议长打电话到处求救，电话一直打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说：“已请段总理即刻处理这件事。”国务院回答说：“总理已派警察总监吴炳湘即刻到国会来处理这件事。”“保护”国会的警察和宪兵们，和“公民团”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挥“公民团”和走进会场里自称为“公民代表”的，是陆军部咨议和差遣张尧卿、刘世均、刘文锦、赵春霆、吴光宪、赵鹏图等，还有众议院技士白亮、中华大学校长孙熙泽。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指挥，还有人看见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指挥。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们，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

下午2时半国会开会时，无论任何党派的议员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张段内阁如果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因此，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大会开会时，议员张伯烈首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维持。这个提议立刻获得全场一致的通过，议长就分途打电话请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会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