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第2/5页）

5月2日，段在迎宾馆邀请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来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表示意见，汤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就举杯请大家略用茶点而散。

当天下午，日、英、法三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后，即电约外交总长伍廷芳在迎宾馆见面。日本公使林权助代表各公使发言，表示协约国愿以诚意与中国政府商议中国参战后应得的权利，以释议会之疑。林权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谒见黎，表达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宠惠到上海疏通反对宣战的孙中山和唐绍仪等。

对德宣战案原定于4日提交国会。根据当时的观察，国会中各党派的趋向，政学会反对参战的议员本来占有多数，但是由于该会领导人参加了内阁，不便坚持反对；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益友社的意见不一致；丙辰俱乐部的反对倾向较为明显。大体上，各党派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不热心研究，而只是以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又请各督军于5月4日假迎宾馆疏通议员。因此又将该案延缓提交国会。

5月4日，以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联合名义邀请两院全体议员赴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400余人。督军团公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他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作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有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议员由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能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就在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的同一天，段又指使各督军到公府见黎，想利用督军团的联合声势威胁黎，嗣后不得再阻挠内阁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口，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胁国会之后进一步地跑来威胁他，因此他的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来，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他气忿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强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人首次受到的厉声呵斥。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总是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自己也觉得他的脾气不应当老是闷在肚子里，发出来是有好处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寓举行。段也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予督军团以难堪，言下不胜愤慨。此时傅良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考虑了一下，也就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段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发表向政府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因此，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期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旧时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