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强征河朔（第6/8页）

最后白居易向李纯分析了如果继续征讨会引发的严重后果。他认为如果现在不立即罢兵，由于军心不稳可能会造成各镇军队失控，进而引发当年泾原兵变式的动乱；而且朝廷会失去罢兵的良好时机，等到局势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状态，那么朝廷刚刚平定三镇积累起来的权威会丧失殆尽，天下很可能再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权财用，今日已后，所忧者治乱安危。国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叶，岂得以小忿而忘国家大计，岂得以小耻而忘宗社远图？”

白居易在奏疏的最后写下了上述一段话，可谓痛心疾首。

这次上疏比起前两次言辞激烈很多，明显可见带有质问皇帝陛下的口吻，而且在最后的落款上白居易加上了“读臣此状一二十遍，断其可否”的字样，可以说几乎到了让李纯必须罢兵的地步。

当李纯看完白居易的奏疏后，他第一次开始重新审视征讨成德的问题。虽然白居易的奏疏言辞激烈，李纯看完后的第一反应并不舒服，但他知道这是一个忠心的臣子发自内心的呼喊，从中可以看到白居易的忧国忧民之情。所以李纯并没有计较白居易的用词，而是冷静下来仔细分析白居易所说的话，至少从心理状态来看，李纯不是像最初那么激进了，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停止征讨成德的问题。

就在李纯左右徘徊，针对成德问题进行慎重思考的时候，七月二日，王承宗忽然派使者进京上书谢罪。自称当初拒绝朝廷割让德、棣二州，主要是因为卢从史的挑拨，并表示现在自己愿意割让德、棣二州，并向朝廷定期缴纳两税，接受朝廷任命，希望皇帝李纯能够赦免自己。

王承宗态度的转变出乎李纯的意料之外，于是在继续征讨已没有绝对的把握，朝臣又一再强烈要求罢兵的情况下，李纯最终下定决心停止征讨成德。元和五年（810年）七月九日，李纯正式颁布《复王承宗官爵制》，在制文中李纯对讨伐成德之战进行了总结，指出发生叛乱必须讨伐，一旦归顺可以从宽处理这是惯例。王承宗既然已经请罪，朝廷可以给予赦免，官复原职，至于谈到这战争的根本原因，李纯也是将其归罪于卢从史的挑拨。

事实上谁都明白目前情况下双方握手言和必须要找一个共同的敌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卢从史都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李纯明知道兴兵讨伐的根本原因是他反对节度使权力世袭，但既然决定罢兵就必须要让王承宗赚足面子。

从元和四年（809年）十月至元和五年（810年）七月所进行的讨伐成德之战，可以说是李纯即位后对藩镇用兵以来，第一次严重受挫。虽然最终是以王承宗请罪而让李纯停止了征讨，但在很多人看来，朝廷如果继续征讨已经是强弩之末。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王承宗最终妥协，但包括李纯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是王承宗给了朝廷急流勇退的契机。

关于这次战争，李纯在战后有着深刻的总结，在他看来，正像白居易所分析的那样，发动征讨的时机和对象不当、选择征讨的人选不合格、统帅与诸将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战局缺少统一协调的指挥，都是这次征讨成德无果的原因。

这次征讨使朝廷的权威再次削弱，王承宗是不胜而胜，挑战朝廷的权威后，凭借一封请罪的表文就可以官复原职。而朝廷发动征讨成德之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央政府在藩镇节度使的继承问题上是否有决定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朝廷则是不败而败，因为在解决藩镇节度使权力的世袭问题上，朝廷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从结果上来看，李纯事实上是被迫承认王承宗世袭节度使的合法性，从而也导致李纯在即位之初平定三镇叛乱的胜利黯然失色。

很多人不断发出冷嘲热讽，认为朝廷是“举天下之兵，不能破一方镇，为天下人耻笑”，但李纯的心中却始终没有放弃“以法度裁制藩镇”的想法。李纯是一个韧劲十足的皇帝，讨伐成德的无功而返，虽然他的权威暂时受损，但同时也让这个年轻的帝王对解决藩镇问题的难度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讨伐成德罢兵不久后，李绛曾建议李纯多多聚财，但李纯却认为目前国家很多地方政令全都达不到，而且国家的耻辱还没有彻底洗刷，皇宫之内应该勤俭节约。

李纯的转变从注意节约宫内的用度开始做起，这说明他通过征讨成德，开始转变思想，扎扎实实地为讨平藩镇铺就坚实的道路。

就在李纯扎实做基础工作的同时，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魏博镇由此发生了动乱。不过这也给了李纯以解决魏博镇问题的机会，相对于先前的讨伐成德而言，李纯在解决魏博镇问题的时候明显成熟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