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后的新问题（第2/7页）

李昌平的表述是否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呢？2000年，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南风窗》主编秦朔称其为“一个时代的发言者”，仅从这一点，足以说明它所反映的问题的普遍性。

2005年之前766农民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为了摆脱这一巨大的生活压力，为了使自己丰衣足食，为了使子女能完成基本的教育，为了使全家能够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共享改革成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新兴群体——农民工。

1999年，在2.2亿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属于农民工，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15.9%，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8.3%，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40.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5%，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37%。767进城之后的农民，是否享受了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呢？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这样描述进城之后的农民工，“干的是我们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768“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获得的报酬最低。跟城镇正式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地位”769，“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到年终还不能按时拿到工资，2003年全国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总额高达1000多亿元。”“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待遇。许多农民工居住在最脏的、最简易的房子或工棚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卫生设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但工作很辛苦，而且工作之余还可能没有人身自由，过着现代‘包身工’的生活。在城市，农民工还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把城市的乱、脏、差问题都归罪于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一边为城市贡献了青春、汗水甚至鲜血，一边承担着伤病、养老、子女教育的重担，得不到城市社会的支助。”770

奔向绿皮车的人们

2005年7月至10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在这115天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睡马路的日子有68天，吃不饱饭的日子有70多天，生病2次，被偷1次，被打2次，被骗3次，自杀未遂1次，无钱买票回家3次771。

当然，只关注现象的农民们并不关心这些数据，学术的研究也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真正展示这些数据严重性的是不断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标志性事件，正是这些因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悲剧才真正刺痛人们神经，并揭示问题的严重性。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不能出示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亡。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人们也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把农民工和流浪人员相同对待？

2005年5月，28岁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向工头吴新国讨薪未果，争执过程中被打，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连刺47刀，捅死4人、重伤1人，“刀刀致命”，被判死刑。在新华社、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下，引起了人们对农民工讨薪成本、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的极大关注，王斌余成为“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

2009年，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北京多家医院确诊为尘肺病，但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被逼无奈的张海超主动爬上手术台“开胸验肺”，轰动全国，引发人们对农民工群体职业卫生境况的担忧。

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环“十四跳”，引发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存境况和心理压力的担忧。

农民工的午餐

2012年11月30日，一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死在了郑州的一座立交桥下。2012年12月22日晚，《中国财经报道》播出了《大桥下的冬天》，再次引起人们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及境遇的关注。

无论如何，曾经是中国革命主体的农民，曾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奉献出口粮的农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队伍里，他们没有挤到前面去，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他们自身的能力问题。

问题二，贫富差距问题。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