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抬高一点（第3/4页）

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被“逼上梁山”的？如果仅从1926年《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的内容来看，站在任何一个强势方的立场想一下，“清党”是必须的选择，“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谁逼谁的问题。当然，“四一二”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则毫无疑问是被“逼上梁山”了。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共产党，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推翻蒋家王朝，要想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实现社会主义，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有所依靠。依靠谁？当然是依靠他想要解放的最底层的贫雇农们。为什么要依靠他们，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大多数的群体，拥有着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是最一无所有的，因而也是最需要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什么要和你站在一块呢？为什么要成为你的靠山呢？为什么要跟你对抗政府呢？上述的两个原因，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的逻辑却是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要发挥，剥削和压迫也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自觉。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是不知道马克思的，也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只知道“切身的”利益，跟共产党闹革命会给自己带来切身的利益吗？他们不确定。另外，农民也不知道剩余价值，不知道剥削，也不知道民主和平等，他们只知道农忙时给地主打短工至少可以使自己吃得更好，并且可以补贴家用，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按部就班的，上一代就是这么过的，正如亚瑟·亨·史密斯所说的“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默默地忍受”。尤其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词语，也并没有一个光辉的正面的形象，长期的战乱，也使老百姓讨厌军队和战争。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对群众的改造与教育：

第一，让群众明白，他们是受剥削者，是受压迫者，他们应该起来革命。

第二，让群众相信，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跟着共产党一定会过上美好生活。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做群众工作”，其重点是宣传教育，实现人们的观念认同和价值认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1927年12月在攻打茶陵之后，他就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向群众做宣传。”要求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0月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专门就“宣传问题”作出规定，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强调“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

1929年初，当红军计划向赣南闽西转移时，宣传机构进一步细化，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为主任，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专门负责沿途的群众宣传工作。

为什么要做好宣传工作？毛泽东在1929年的一段讲话说得很清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5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尽述，有几种宣传方式是最常用的：

1.标语口号。这是红军最常用的方式，红军过后，到处可以见到留下的标语口号，有的是政策宣传，有的是动员，有的很直白，如“拥护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有的很有煽动性，如“打土豪、分田地”，直到现在，这种方式我们仍然在大量使用。而这些随处可见的标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43

2.群众大会。群众大会是对群众进行集中教育的最好方式，也是爱热闹的中国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在动员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诉苦、公审、演戏、演讲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的宗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启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革命标语

3.歌曲民谣。歌曲民谣在农村是喜闻乐见，极易传播的，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农民起义进行造势的最常见的方式，于是教唱和传诵红歌也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流传下来的红色歌谣很多，如：“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同往常年；工农革命军来了，又分谷子又分田。”“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埋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