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抬高一点（第2/4页）

第二个是道德层面，是为境界。忍为形声字，心上一把刀，表现了某种坚定的意志和危难时的从容，因此，它应该是一种较高的人生修养境界。《易经·损卦》说，“君子以惩忿窒欲”，就是说有道德的人自己能抑制愤怒、控制情欲；《尚书》中记，“周公戒周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又曰：‘不啻不敢含怒。’又曰：‘宽绰其心。’”意思是说周公告诫周成王，“小人怨恨你，骂你，你自己应当加强修养，不要计较他们，不只是不敢发怒，是放宽自己的心胸。”孔子说，“君子无所争”，意思是说，君子处事谨慎不与人相争；《广雅·释言》也说，“容忍仁也，强忍义也。”这所有的表述都强调，人应该把“忍”当作一种道德境界去追求，而不应该逞一时之气。

中国人是能忍的，这一点不光明恩溥看得很清楚，鲁迅看得也清楚，他说，“国人倘能给他们做牛马的机会，他们便知足了”；林语堂也在其《吾国吾民》中谈到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有耐性、淡泊、一团和气、知足”等特点；留辫子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也说，“借用一个动物学的述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他用“温良”一词来概括中国人这一特点，虽然他一再强调“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536

无论如何，忍在本质上是弱势方无耐的选择。在强弱势力博弈的过程中，弱势的一方要想改变这一形势对比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一代价可能是惨重的，因为他反对的本就是强势的一方，以弱对强，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温良”的中国人总是会选择忍。但是，中国人的忍让也是有限度的，主张“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孔子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537的时候。之所以忍无可忍，说到底，这都是逼的，并且是逼得太狠了。

从社会学角度衡量，忍是一种社会的平衡，强者与弱者之间，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都有一个进退的空间，弱势方的忍让容易挑起强势方欲望的膨胀，而由此导致弱势方的退让空间越来越有限，直至触及底线，这个底线，西方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吴思称之为“谷底的硬石”538。

当底线达到了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于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逼上梁山”的故事再次发生。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谷底的硬石在哪儿？

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定，既存在于弱势方的心理承受力上，也存在于强弱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对未来的预期上。因此，对于不同的人，“谷底硬石”存在的高度是不同的。孔子是重礼于生命的，他“不可忍”的事情在平民百姓那里则算不得什么，普通百姓忍无可忍的边界比孔子要低得多，要实际得多。

而就一个社会而言，谷底的硬石却是存在的，当社会整体的压力过大，产生一个能够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时，谷底的硬石就在那里。但这只能是事后的判定。事前，没人能够把握，不仅是强势方，连弱势一方也是这样。因为人们的感受是主观的，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自身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改变谷底硬石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强势方需要把硬石按到下面去，而叛乱的制造者则需要把硬石搬到上面来。当然，方法是多样的，例如刘邦可以拿一条白蛇做文章，张角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归根结底都是在努力抬高“石头”的位置，尽快实现弱势方的忍无可忍。

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抽空去看望了国民党内一向反共的陈立夫，“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讲到后来的国共分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听毛泽东这么调侃，陈立夫“窘迫无以措词”。539

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光辉成就时，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在被逼上梁山的540。

任何人在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寻找理由时都喜欢说自己是被迫的，以强调这一行为选择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原本打算“做一个教员”541的毛泽东为什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是因为毛泽东同孔子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毛泽东同林冲一样是被“逼上梁山”的，则多少带有矫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