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农问题”(第3/3页)

据冯桂芬、胡林翼等估计,一般州县浮收勒折共约“合银十万两上下”,而这些陋规浮费,多为官吏、生监与差役层层中饱,其中州、县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粮书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因此柯悟迟在《漏网喁鱼集》中形容:每值征漕,“官吏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粮书入乡,如蝗虫遍野。”

另外每县多至数十人的苏、浙“白颈”、两湖“漕口”也趁机“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120而这些钱最终出于下层群众之口。

清代后期,作为社会主体的农人佃户,“终岁勤勤”,生产出来的粮食究竟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剥夺?总结一下,总共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正当税收;二是地主的正当地租;三是地主转稼的税收;四是各级官吏的陋规。事实上,这里只有两类人在对农民进行剥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地主。他们在剥夺的方法上既使用合法的手段,又使用了不合法的手段。

就在强势群体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导致了大家可以预见的“凡人”121的极端贫困,嘉庆年间,曾当过知府的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说,“农夫服田力穑,沾体涂足,终岁勤勤,所积不过锱铢之赢;独士大夫居则高堂大厦,出则结驷连骑,衣锦绣,食粱肉,与若辈苦乐,奚啻天渊。”122在这里虽不是记实的写法,但是借“先大夫”之口表现自己真实的认识和人生感悟却是肯定的。

不断恶化的民生状况,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各省抗粮抗租拒捕伤商之案,层见叠出”,江苏苏州府因业户收租不公,激起佃农接连不断地抗租斗争,“焚烧运丁船只”,“拦截催租进路”,“打毁业户多家”。更有部分流民“民穷失业,去为盗贼”,1850年官府报告中说“今日盗贼之多,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劫案迭出,几于无处不然”。

矛盾的加剧,“凡人”的生存底线不断地被碰触,不断有人被“逼上梁山”,骚乱不断升级,由个体而组织,由盗贼而暴动,由骚乱而起义,最初大多是“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但是后来,“凡原日农民,亦哄然舍耒耜相从,各求分给。”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起,各地农民反叛频繁: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发生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发生苗民起义;乾隆刚一退位,嘉庆元年(1799年),就爆发了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1851年(道光三十年)终于爆发了动摇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