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的老大（第3/3页）

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锡良在离任前，于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政府，请求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远在日本的蒲殿俊并不知道此事，赶回上海去拜见传闻中即将出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试图说服他同意川路商办。岑春煊对其颇为赞赏。川路公司逐渐成了四川绅商及留日学生们玩当家游戏的一个娱乐场。

1908年蒲殿俊学成回国，仍回法部担任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在各省纷纷成立谘议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谘议局议员。1909年，他在四川谘议局第一次常会上被议员推举为议长。此时，商办后的川路公司腐败依然，问题照旧，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通过了对川路公司的整顿。此后他成为对川路决策影响最大的人。

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很多人都与蒲殿俊有着同样的留学日本的资历，他们是：肖湘（谘议局副议长）、邓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会文牍部长）、彭兰村（特别股东会主席）、颜楷（特别股东会会长）、江三乘（同志会总务部长）、郭策勋（第一届股东会临时副会长）……

半吊子郎当

在那个特异的留学兴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回国后一天天风光起来。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他们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到了宣统年间，唯一能与留日生在人数上相匹敌的，就是留美学生。有趣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蒲殿俊（中）与罗纶（右）在南充（摄于1934年）。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西方理论。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中国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这些留日学生。如同蒲殿俊学会了潜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面一般，这些日本来的海归们，虽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放火”，但，他们是否还懂得如何“灭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