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部杰作（第3/6页）

这很有点像当年严嵩势力刚败即演《鸣凤记》的情景。由此可见，传奇创作从明代到明清之际，越来越成为一种十分普及的吐愤舒志的工具，一种编制迅速的宣传样式。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当时另一出记述魏忠贤罪孽的传奇《冰山记》上演时，观者竟达数万人，台上演出的人和事都是台下观众所知道的，因此反应非常热烈，有的时候观众对剧中人名的呼唤声和对剧中冤情的气愤声，就像浪潮奔涌一般。这种万人大集会，这种巨大的心理交流，如果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有可能较早地鸣响封建极权体制的丧钟的，但如所周知，事情并非如此。民众的情绪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对魏忠贤的控诉上，而魏忠贤的罪名则是“逆贼”：叛逆了正统的封建极权制度。

《清忠谱》的政治目的虽然有限，但艺术毕竟不等于政治。它所塑造的一系列英雄群像，以及他们身上充溢的凛然浩气，具有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巨大感染力。这种感染力里沉淀着为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人格光辉，足以穿越时空界限。

周顺昌、颜佩韦等人物的意志力量，使这出几乎没有运用太多戏剧技巧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很强的戏剧张力。这种戏剧张力在《闹诏》等折子中又伸发成气势不小的戏剧场面。因此，《清忠谱》为中国戏剧史再一次做了阳刚格调极致化的实验。

在艺术上，由于思想主旨的根本性局限，《清忠谱》的基本行为逻辑显得不够顺畅，常以整体气势取代具体情理。总的说来，在我们正在论述的四部杰作中，《清忠谱》从思想到艺术都比其他三部差一些。

三、《长生殿》

《清忠谱》所歌颂和维护的“朝纲”，终于疲弛得不可收拾。戏剧文化，应该出现新的代表者了。于是，就在崇祯自缢的第二年，在杭州城外的一个农妇家里，一位逃难的孕妇生下了一代剧作家洪昇(1645—1704)。

他的家庭说来并不贫弱，但他始终不得志，一直没有做官，又叠遭“家难”。他虽然长期寓居京华，却属于江南知识分子的营垒，受遗民思想的熏陶很深。民族的兴亡感，拌和着个人的忧郁，使他疏狂放浪，落拓一生。“十年弹铗寄长安，依旧羊裘与鹗冠”（《稗畦集·感怀柬胡孟纶宫赞》。）；他也很少与权贵们交游，“平生畏向朱门谒，麇鹿深山访旧交”（《啸月楼集卷五·北归杂志四首》。）。

经过几次重大修改而定稿的传奇作品《长生殿》，给他的实际生活所带来了无尽的磨难。《长生殿》脱稿的第二年（1689年），洪昇请伶人在寓所演唱，邀请了一些朋友来观看，没想到当时由于一个皇后刚死，属于“国丧期”，唱戏看戏被算作是“大不敬”的行为，洪昇被捕，看戏的人中凡有官职的也被一律革职。十五年后，情况已经缓和，那位思想比较开通的江宁织造曹寅邀请洪昇带着演员到南京去，演唱《长生殿》全本。可是，就在从南京返回杭州的路上，泊舟乌镇，因友人招饮，醉归失足，竟坠水而死。

可以说，洪昇因《长生殿》而困厄、而死亡，也因《长生殿》而长存。

《长生殿》采用的是一个被历代艺术家用熟了的题材。这种同题材的拥塞最容易埋没佳作，但《长生殿》却在对比中显示出了自己的高度。

《长生殿》一开始就以一阙《沁园春》概括了全剧的基本情节：

天宝明皇，玉环妃子，宿缘正当。自华清赐浴，初承恩泽，长生乞巧，永订盟香。妙舞新成，清歌未了，鼙鼓喧阗起范阳。马嵬驿，六军不发，断送红妆。

西川巡幸堪伤，奈地下人间两渺茫。幸游魂悔罪，已登仙籍，回銮改葬，只剩香囊。证合天孙，情传羽客，钿盒金钗重寄将。月宫会，霓裳遗事，流播词场。

李隆基、杨玉环的情爱，被“安史之乱”所损灭，这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两人最后相会于天庭，这是不少艺术家都作过的幻想。洪昇在情节上并没有出奇制胜的翻新，何以使他倾注了那么多的精力，又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呢？

德国启蒙主义戏剧家莱辛曾说：

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与这样的发生方式相比较，诗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意图的发生方式。假如他偶然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了很适合自己意图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但为此耗费许多精力去翻阅历史资料是不值得的。即使查出来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假如我们知道某件事已经发生，才承认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那么，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一个完全虚构出来的情节，当做我们只是没有听说过的一件真事呢？（莱辛：《汉堡剧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