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43/44页）

皇上（光绪）非常正派，绝不看我们一眼，总是带着微笑低着头来，低着头走。走路很安闲，在屋子里的动作也很斯文，任何时候也不毛手毛脚。比起后来的大阿哥真是天壤之别。大阿哥的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跟我们当宫女的，没话找话说，油腔滑调的。对我们储秀宫（慈禧寝宫）的人当然不敢怎么样，但眼是心的苗子，对大一点的宫女，总不免要瞟上几眼。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总觉得他轻浮。光绪爷绝不是这样，那种正派不是装出来的，根子就正派。（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77页。）

在西安，肚子稍微吃饱了，皇储就开始露出本相。“彼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有位向西安进贡回到苏州的官员写信给京城的朋友，细说了他在西安的见闻，其中对溥儁的描绘是：“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眼镜，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这是一副什么打扮？爱穿“武装”，且“红色”，“如夺标者”——杂耍演员无疑。

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皇储因为和侍奉慈禧的宫女勾搭，被慈禧大骂一顿，而且认识了西安的一批戏子流氓，经常一起出入歌楼酒馆，且酷爱在剧院里捣乱——“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关于他在剧院看戏惹出的一堆麻烦事，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八日（农历，当是1900年12月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

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裕对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此人若真继统践大位，国柞必丧厥手。”慈禧也知道，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为她、为大清帝国撑门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洋人们当初坚决反对慈禧立皇储的举动未必是出于“考察”过了这个孩子的品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准皇帝”存在的事实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悲伤的笑柄。从慈禧在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而登台之后，帝国的皇位问题一直是帝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一个说不尽的谈资。在政治上“近亲繁殖”下延续数百年的满族皇室宗族不可能再寻找出一个正经一点的后代了，溥儁究竟比他鲁莽骄横的父亲载漪还知道什么是“秦中千古帝王州”，而绝大多数的宗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买小妾、逛青楼、捧坤角之外，他们出自狭隘的私利玩弄国家利益如同玩个可以交换和买卖的翡翠鼻烟壶一样，他们没有给这个帝国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遗传基因”——八旗猎猎，年轻的皇帝纵马亲征广阔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