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乱世枭雄（第7/10页）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凶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的话，只会输得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元。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了几天，黄兴就从南京发来了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儿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了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统一。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授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部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会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就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官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的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