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乱世枭雄（第6/10页）

尹昌衡一下子被激怒了，当即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

危急时刻，尹昌衡的座马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一举平息兵变，成了挽救危局的最大功臣。

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

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就任都督，掌握成都政府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

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长幼对话，其实代表的是两种角度。

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是乱世。在乱世中，根本不需要什么长城，需要的只是板砖。

板砖呼啸而过，引来的是热闹和加冕。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成了名副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就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去拜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地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了他半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