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第2/7页）

先看“举吏”。前引和帝永元五年诏，有“郡国举吏不加简择”之语。联系上下文，知郡国举孝廉可称“举吏”。《后汉书·周景传》记太守韩演“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此事《风俗通义·十反》记为“举孝廉，唯临辞一与相见，无所宠拔”。又《后汉书·左雄传》记其定制孝廉先试经奏于公府，同书《黄琼传》则记为“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均见东汉孝廉之举又可称为“举吏”。

再看“察授”。《风俗通义·十反》：“(田)叔都最为知名，郡常欲为察授之”，“(周)乘虽见察授，函封未发，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王利器释“察”为察举，“授”为授职，甚是；但他又说“谓察举孝廉，使之服官从政也”(3)，以所授之职为朝廷之职。但玩味“虽见察授”却又“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之语意，知所授之职为郡职，非朝官。此制至魏晋不改。《晋书·索 传》：“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索)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此即“授职而察”。《文选》卷二五卢谌《赠刘琨诗》李善注引《傅子》：“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按“故吏”之事于东汉为盛。秀孝向州郡长官称“故吏”，因为原则上他们都应先历州郡吏职，为长官僚属。

这样，秀才、孝廉二科，与尤异、廉吏便有些接近了，因为它们都举自在职官吏。当然，四者还是有差别的，尤异偏重考课，举自守令；廉吏重在吏能，声望较秀孝为低，秀孝偏重举士，孝廉举后还须为郎宿卫，而廉吏则直接迁补，它们仍不相同。

二、“以能取人”

东汉前期出现的察举“试职”制度，不是孤立现象。我们尝试从更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变动中探讨其意义。继王莽变法这一重大事件之后，东汉帝国政府的一个明显动向，就是对吏政的重视。这种重视，不妨理解为对遭到王莽变法破坏的理性行政进行重建的努力。

汉儒的参政，使独任“霸道”的秦政转变为“霸王道杂之”的汉政。但这一政治方针之中，也隐含着官僚理性行政和儒家意识形态的调适问题。西汉后期，随儒生政治影响之扩大，儒术的神道化、复古化倾向日益严重地冲击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并最终导致了王莽“奉天法古”的大规模改制变法。这一变法从儒家经典之中寻求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合于古制的祭礼、服色、历法、陵庙、明堂、辟雍、乐舞、田制、币制、官制、地名等等的复兴，视为“天下归仁”的标志甚至内容，并辅之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符箓谶纬、魔法巫术之类。战国秦汉数百年来形成的官僚理性行政，因而受到严重损害。

察举选官制也被用来服务于这种复古改制。《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利用察举罗致到了大批儒生，作为“制礼作乐”的助手。(4)同时察举之标准，也受到了影响。《汉书·王莽传》始建国三年：“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又天凤三年“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此“四行”即始建国三年所举之“四科”，二者为一事。(5)它来源于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汉书·郑玄传》：“仲尼之门，考以四科。”较之汉代丞相辟召之“四科”，这种“四科”少了“明法”一项；这就反映了儒法两家，对“政事”的不同理解。儒家崇尚“仁政”“王道”，但在其“人治”思想之中，对一个行政实体的周密建构和可靠运转的理性技术，却很少阐述。在这方面他们远较法家逊色。而法家的“法治”，则充分体现了依赖理性规程操纵官僚机器的原则。王莽变法舍汉丞相“辟召四科”而转用“孔门四科”，废置了“明法”取士的传统，这与其复古化、神道化的非理性倾向，是一致的。

秦汉以来，社会的功能分化已达到相当水平，政治与行政业已分化为一个自主的领域，有其独特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法则。理性的官僚行政，对于帝国的维持已不可或缺。王莽的非理性取向的变法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光武帝以下，王朝着力恢复“霸王道杂之”的方针。“柔道”与“吏化”兼举并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是被用一种体现了社会分化的方式区别对待的。意识形态上儒术仍被尊崇，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它们对行政领域的非理性影响，则已受到充分抑制；在行政领域中，王朝着意强化吏治。《后汉纪·光武帝纪》：“是时宰相多以功举，官人率由旧恩，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郑兴请“愿陛下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光武不从。又《后汉书·韦彪传》：“世承二帝(即光武帝、明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后汉纪·章帝纪》：“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这皆可视作重建理性行政的努力。行政领域中，王朝严格地贯彻“吏化”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