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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贫寒。七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力独自抚养他长大成人，于是不顾他又哭又喊，送进了挪威路德教会，只求在那里能吃饱饭。结果，他不仅能吃得饱，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教会的几年里，他开始信奉上帝，他们并没有向他多解释，可是他自己看见了。他们给予他的，抚养他，培育他，给他受教育的机会，都是以上帝之名。现在，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

何凤山开始向排队的犹太人颁发前往上海的签证，他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工作到头都痛了。他签发的签证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这样效率更高。这是他的创举，越来越多的人从他这里拿到了生命签证，然而队伍还是排得越来越长，闻讯而来的犹太人日益增加。欢迎你！祝你幸运！一路平安！下一位！

国民政府派驻柏林的大使得知了此事，向何凤山提出严厉的警告，命令他立刻停止。何领事将这些怒气冲天的电报锁进了抽屉，置之不理。

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办公室时，发现又收到了更多的电报。国美正在看着一份份的电报，惊惶得张大了嘴：“他叫你停止，否则就要拘禁你。”她说道。这是第一次，她看上去如此惊恐。

“我不会停下来的，”他平静地说道，“除非他们硬把我拖走。”说着，他坐了下来。“再给我一沓新的表格，啊，很好，谢谢你！现在，开始工作吧。”

那个夏天，马吉特关起门来，陪着里奥在家里玩，他们不敢让里奥到外面去玩，只有家里暂时是安全的。大卫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延续多久，这不是一个小男孩应该过的日子。虽然他们无处可去，可是他依然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是否应该带着他们离开，如何离开。他的父母都已去世，而她的双亲都还在，也住在维也纳，年迈体衰而不愿离开这个城市，但是，他们一直督促大卫带上马吉特和里奥远走高飞。而她亲爱的表姐哈娜也拼命地想和丈夫及孩子一起逃出维也纳。

晚上，大卫和马吉特躺在床上，花上好几个小时讨论他们的计划，他们每人就带上一个小旅行包，还有一个包里装上里奥的东西。马吉特在那个包里放进里奥最喜欢的手工钩织小毯，还有一件缎子边的小睡衣。就在里奥和马吉特都入睡之后很久，大卫还是无法入眠，他痛苦地盯着天花板，仿佛要在那里找到答案，到底应该怎么办。他现有的钱够买三张通铺船票，现在有个委婉的叫法，称为观光客船票，之外还略有盈余。不管他们将会到达哪里，在哪里开始新的生活，现在，每一个先令都极其重要。

然而，问题是，哪里都不肯接收他们。他几乎跑遍了维也纳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再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可是，他躺在那里想了很久，还是没有任何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明天一早再去碰运气，排下一支队伍。

就在他排在墨西哥大使馆的队伍中时，他听说了中国领事馆的何凤山，这位总领事正在签发去往上海的签证。大卫一听，立刻转身往中国领事馆跑去。到达那里的时候，正是中午，他手里除了从不离身的小提琴盒子之外，别无他物。他看看这支长长的队伍，心里想着先回家吃点东西。可是，他看到人们从各个方向涌来，急匆匆地排上队，队伍越排越长。他也不再犹豫，赶紧站好了队，刚好挤进了大门之内，而队伍迅速地向街上蜿蜒而去。

接下来是漫长的下午和夜晚，他一直站在那里，连在地上坐一会儿都不敢，生怕自己迷迷糊糊睡着了，不仅会丢了位置，还可能会丢了小提琴。他就一直站着，无聊而焦急地挨着时光。他知道马吉特一定在为他担心，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排在他后面的还有几百人，他不敢离开一步。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大卫迷迷糊糊地站在那里，睡眼惺忪中，他感觉到蜿蜒如长蛇般的队伍里有一阵兴奋的骚动，有人在叫着：何凤山来了，何凤山来了。大卫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竖起了耳朵，果然，他听到了一辆轿车由远而近开过来了。

这辆黑色的轿车一开进领事馆的大门，人们立即围了上去，趴在车窗上往里面看，对着坐在后座的那位脸色温和的亚洲人招手。轿车缓缓地慢下来，突突地排着废气。人潮把大卫推向了轿车，抵住了车窗，他看见后座的这个男人神色安详，目光平和，尽管外面一片喧哗嘈杂。

何凤山一定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微微转过头来的时候，刚好和大卫的眼光对上，在四周的尖叫、哀求和吵闹声中，他们两人在对视中分享了片刻的宁静。